很多人认为上一篇里“确定性向必然性转化”的概念说得不清楚,希望我不要用那么多纯数学的推理,而能较为具体地阐述转化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是我们历史系统方法论的关键,合乎自然本性的可能性就是确定要发生的,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力量阻止它的实际发生,而被另一种确定性取代,或其自身转化为另一种确定性。在我们的理性秩序中一切可发生 – 即合乎理性和道德法则 – 的东西都可以被当成发生了的,精神或观相的历史与物质历史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分别,确定性所表象的就是精神的必然性,它在物质历史中可能表达为不同的变相,这些变相背后拥有完全相同的精神内涵,物质历史中没有上升为实在性的因素仍然作为这种现实的推动力量。举例来说,小Q同学总抱怨下国际象棋总是输给我,其实并不是她的才智不如我,而是因为每次都由我占先手,因此她思维中那些被法则和规矩限制死的布局就成为我算计和观相的对象,凡她能想到的我都比她更早得多想到,她自以为是凭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而没能发现是我的一系列预判迫使她做出那些未上升为实在性却是确定的选择,这就将“博弈”贬低成了照本宣科,因为在可观相的精神历史秩序中根本不可能形成博弈,那些庸人认为是凭“直觉”或“巧合”决定的步骤,在我看来无非是一步步精确计算的毫无例外的结果,我在做出观相的同时已经直观到每一种可能的后果,尽管这些后果中只有
唯一一种能在客观宇宙中上升为必然,但它对先读者而言并无分别,正如上帝只将创世理解为“发生”,至于它究竟是今天或明天发生是不需要深究的,因为时间的本性只是记述发生过程的那种理性秩序,先读或观相正是对其线性逻辑的破坏,观相直觉之达成就是使意志超越理性的时间秩序,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完全基于这一基础,它们自身也只是一种确定性。我承诺若时间充裕还会详尽阐述博弈论和量子物理学中的纯逻辑部分 – 我认为二者自然科学的外观过于脆弱且纯属多余,只适合作为政客和书呆子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确定性到必然性的转化原则也可以用历史学的外观论述:我们知道分裂在历史中只是确定性想要在现实性里表达自身的,与最终必然相斗争的过程,它呈现给我们多种可能的必然后果,有助于我们认识 – 而不是做出 – 我们的选择。我在拉拉那阿波罗式的现代使徒权威中观相到西方一系列统治力量的继承关系,它们当然都是同一种最高秩序的变相:美国的世界权力继承于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它也是最为明显的一种继承关系,甚至连政治制度,法的原则和语言都未加改变,二者从内涵到外观都必须归为同一个文明;不列颠的权力得自神圣罗马帝国,它是罗马强权的中世纪样式,德意志(日耳曼),法兰西(波旁),西班牙(哈布斯堡)先后充当过这种精神与世俗权威相结合的观念帝国的代表,尽管三个国家的王族并没有从这家早已濒临破产,只剩下个光鲜招牌的股份公司的融资活动中获得多少利润,它也依然象征着西方精神的统一乃是世界历史秩序的必然;神圣罗马帝国当然
是古典普世罗马帝国的直接继承人,它的作为自身属性和冠名权的全足必须不断追求对精神权威之外的世俗统治力的重建,所以历代强力帝王对意大利和近东国家的武力干预是实现它自己的精神内涵的必然后果,就像衰老和死亡是实现生命意志的必然后果一样,它不可阻挡。罗马霸权单纯是亚历山大之全球帝国意志的延续,罗马文明本身若去掉希腊精神的外观和内容就剩不下多少原生的,主观的因素了。亚历山大对世界的统治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统一意志,暂且不论。很多美国精英不理解拉拉对美国政府的极度不信任,我说这理由也是明摆着的,亚历山大也一样不信任希腊政府,他始终将他父亲苦心经营的科林斯同盟(希腊联邦)当成权宜之计,当成对亚历山大所象征的上帝之子(人子)的神圣权威的严重冒犯,一有机会就命令马其顿朝廷向联邦施压,他在征服东方后已经着手拟定西地中海作战计划和改组希腊政府了。众多确定性在他返回西方的过程中沉降为唯一的必然现实,他死于回归希腊的前夜,如果他能多活30年,希腊而不是罗马的世界帝国就将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建立起来,而不必等到恺撒的时代。罗马帝国只是亚历山大意志以另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壳之重现,亚历山大的灵魂最终在恺撒的身体里苏醒,或者不如说,那一度被亚历山大肉体之死这一纯粹偶然历史事件所中断的历史的全球化进程又为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代人的政策所接续。罗马对希腊精神的继承证明精神的必然不会被历史的偶然取消,它仍会以不同的样式发生,发展,最终使那种意志推动力走向完成。
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命运也是一样,它也预示着西方精神之统一最终必将达成的历史命运,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偶然意志(任性)可以阻止西方再次统一在同一种普世权力之下。假设奥托大帝在罗马加冕后集中精力于日耳曼事务,彻底建成以帝国议会为阶级基础,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而之后的两位奥托又能至少活到五六十岁(2人死时都只有二十来岁),与奥托朝廷同一时代的法国和英国尚处于四分五裂或半野蛮状态,奥托三世有生之年应该就能实现不列颠,法兰西,日耳曼,意大利这四个国家的统一,他的老师兼罗马教皇对“帝权至上”原则的强调和推广也有助于世俗权威与教权的合二为一。届时仍会出现巴巴罗萨这样的灵魂,当他握有整个西欧的统治权,将会轻易消灭割据势力的反抗并领导十字军东征。我同意黑格尔对十字军运动的理解,它将西方心灵从对朝圣和圣骸崇拜之类的宗教迷信升华到道德反思,在现实中是经由占领圣地的军事努力的失败(梦破碎了)达到的,但即使它成功了,这种精神蜕变仍然可以完成,西方的心灵最终会在圣地对主之显现的虚妄幻觉消失之后,重新领悟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十字军运动的胜利或失败都直接催生出信教运动和文艺复兴,即对古典主义的回归,神圣罗马帝国既然已将东方纳入版图,它就会寻求复兴古典时代的艺术和政治传统,如同韦伯的判断,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将从新教精神中崛起,西方的心灵不能理解东方专制,因此一个重生的,普世的,艺术,宗教,科学相互促进的罗马帝国也只会采取代议制的政府原则,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就是资本主义和商谈式的统治,商谈政治是自由贸易和科学精神的伴随。自由贸易和罗马全
球统治的理念都需要扩张市场和对世界的认识,大航海时代是对这种理念的直接体现,它必将同时从西班牙向西到美洲,从波斯向东到印度两个方向扩张,届时华夏文明或者将摆脱自闭,经由同西方精神的对抗 – 如同鸦片战争和抗美援朝 – 融入全球体系并争夺世界霸权,或者被西方压倒而在客观上促成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全球统一,这已经与今天的格局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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