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释放文化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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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各位亲爱的朋友，下午今天关于文化与创新的论坛即将开始。相信今天我这场论坛一定是让很多朋友都很期待的，因为博鳌亚洲论坛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是以经济和政治为主要的讨论纵轴，而今年是第一次把文化的话题纳入到博鳌亚洲论坛当中来。相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这个信号就是我们终于发现原来文化对于政治、对于经济，甚至对于生命有及其重要意味。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的教训，所以今年我们把第一次的话题定义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今天在座的几位就不一一介绍了。相信每一位朋友都非常了解台上来的各位嘉宾，梁冬作为一个传媒人，很荣幸有机会能够向各位老师请教。我这两天在参加博鳌论坛的时候发现很多话题，每一个参与嘉宾都代表着某一种宏大的趋势，都说着很正确的话，但是中间多多少少缺一点趣味。所以我今天设定了一个议题就是所有的提问只针对个人，只针对他们一个人去提问。关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一直在想，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方法就是做时间的穿越，传承什么？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问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当然我们生活在本朝是很好的，如果可以穿越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从炎黄时期开始，您愿意活在哪个朝代以及为什么？第一个问题请教我的老板，刘老板，有请！掌声鼓励一下！刘老板的文化滋养对我来说很重要。

刘长乐：梁冬是我的小兄弟。在座的腕都比我大很多，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有文化特色，提问都有文化特色。梁冬自己做的功课，我们都事先收到了一个邮件。其实确实当下是很重要的，“当下”这个词是佛教的一个常用语，我觉得当下在佛教的角度讲，当下是好多的高僧大德所历练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必修课，修身的课，所以这个非常的常用。另外，图格涅夫有一句话说幸福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幸福就在现在。所以我们要去穿越，像于丹老师那样要去穿越，有点难度。但是梁冬既然提了这个题目，我们还是不妨穿越一下。我也思考这个问题，我个人比较喜欢春秋战国时代，具体说是战国时代，因为春秋和战国的断代目前不是特别清楚，从战国来讲一般的定位是公元前的403年开始，那个时代梁冬提的提纲是什么东西吸引了呢？什么东西使你有一些非常好的眷恋或者欣赏？我觉得是思想，那时候开放的思想、开明的思想，那时候诞生了像儒家、孔家、孟家，那时候也诞生了韩非子的法家和墨子的墨家等等。这样的一个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是最辉煌的一页。无独有偶，一个德国人跟马克思是一个性，马克思走的那一年他诞生，1883年，他有一本书叫《历史的起源》，其中讲到轴系时代，就是北纬30度线左右的地球状态中间所发生的，在公元前的600到公元前200年，跟我刚才说的时代基本上差不多，这个时代发生在地球上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思想变化。其中古希腊和古印度，还有古犹太人和古中国，都是思想高度的活跃，高度奔放的一个年代。像亚里士多德、帕拉图都是那个时代诞生的，当然印度也是一样，出现了释迦牟尼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用理智的方法，就是用非常清醒的一种文明的方式突破了原始文化的束缚。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间才带来了以后各种各样科技、文化、哲学等等方面的辉煌。

刘长乐：所以如果我们去畅想，我们不是说现在的时代就没有思想的奔放，但是大家都知道弗兰格也是德国的一个哲学家，他写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解读，其中他非常清晰的说出了从12世纪以后朱熹的国家权力本身对个性化的泯灭带来的17世纪以后中国在思想方面出现的僵化，对我们来说也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警示。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说现在出现思想上的一些需要开放的空间和可能的需求，实际上不是现在这个时代刚开始的，是17世纪，再往前追溯到12世纪以后，中国就出现了这种僵化的趋势。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回顾一下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奔放、思想的开放、开明。 梁冬：我觉得今天刘老板开这个球开得很好，我绝对相信今天这场论坛是本次博鳌论坛的一个很有趣的亮点。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人们的自由奔放的思想对于整个人的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于丹老师讲一下，于丹老师控制时间就可以了，不要超过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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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如果没有这个附加条件的话，我想告诉你我想超越起码超过5个以上的时代。我还是选唯一一个时代吧，如果说唯一，那么我只能选择大唐。因为在我看来，大唐以前国家的强盛和个人的意气风发，这两条曲线一直很难重叠。其实像刚才刘主席说的先秦时代，我觉得它是一个从思想上积极蓬勃的时代，但是我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愿意生活在那样的乱世，还是让男人去吧！我觉得大汉是一个国家风发阳历、拓边开疆的时代。但是文人在那时候的价值并不独立，并不自觉，因为在一个盛世之中，个人太多的价值是依附的，不独立的。而到了魏晋，文人终于自觉了，但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又太痛苦了。所以这两条曲线一直纠结着，起起伏伏，终于有一个吻合点是到了大唐。今天中国人提起来梦回唐朝，几乎是我们可以梦想启迪的一个最赋可能性的时代。我想最赋予想象空间的仍然是大唐，如果我说一个理由，为什么我愿意梦回大唐？我想向大唐借一点梦想与气势，而且我想向大唐借一点诗意在今天做一个绵延。中国人是一个不善于做梦的民族，而大唐把梦做得理直气壮，从家国的功勋到诗人的浪漫无稽，在大唐时代很奢侈的梦想还能够受到鼓励。我也很喜欢那个时代的气势，再后来宋代有很多有才情的文人，民代有很多有才情的文人，而大唐拥有的是才气，因为大唐是由气场所拖着的才华，不是刻琢出来的，所以那时候的生命是一种井喷，人的气象真的是呼之欲出。你看看那个时代的审美，现在我们去看那些石窟里的造像，那时候的画卷和诗里所描述的铺排，一切都是蓬勃的，都是饱满的，连女人的美都那么丰硕，所以整个美有一种昂扬，那个时代让你觉得人性受到了极大的鼓励，而且个人和国家的辉煌可以终于重叠。所以在安史之乱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人深深的痛哭？但是在大唐不一样，家国一体的饱满精神力量，在那个时代我觉得是酣暢淋漓的。所以唐代的诗意为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么飞扬？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诗意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 梁冬：我们还有同声传译在旁边，一定疯掉了。

于丹：那你可以告诉他，我很有先见之明的，没有在这里背诗。我想描述一下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大唐让我眷恋的理由是被鼓励的梦想和飞扬蓬勃的诗情。 梁冬：如果在唐朝这么多人里面选一个人，你想嫁给谁？ 于丹：唐朝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可嫁的。 梁冬：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想娶谁？

于丹：准确来讲，我觉得唐代的那些诗人，可以有很多女孩子跟他们去谈恋爱，但是是不可嫁的。

梁冬：多好的时代，没有文艺青年非要嫁给你。刘恒老师是非常著名的，我非常尊重的文学创作家和编剧，您在编剧的时候会看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我想你可能在写剧本的时候也有一种穿越感，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刘恒：我相信了解我的人很快会想到我选择的朝代，因为我这个名字和汉文帝是重名，西汉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文景之治。汉文帝所处的时代是很好的时代，所以我要回去就回到和我同名的人所统治的时代。我首先有一个问题，在一个专制的统治之下，黄帝对于资源有绝对的占有地位，他会因为我和他同名而杀掉我，那是在一个封建的时代。但是刘恒毕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黄帝，在他那个时代很突出的一个政绩就是税负非常低，它是3.3%的税，很低。所以我们希望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它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但是也有可能是刘恒本人的一个选择，就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自我克制。因为自我克制，整个贵族阶级的消费受到抑制，它无需那么多的税收。但是说到自我克制的时候，自我克制并不是说掌握权力的人才要自我克制，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自我克制的能力如何。我相信古代大量的哲学家，孔子也好，墨子也好，这个子、那个子也好，他的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对欲望的自我控制。我觉得东方文明和东方哲学最宝贵的价值也在于这一点，就是从内心深处要召唤出一种自我克制的能量。坦率地说，当前的世界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中国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中国，在这种对各自的利益争夺的过程当中，造成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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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此伤害，为了争夺自己的利益，为了满足一己的欲望相互伤害，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乱局，如果追到根上的话，就在这一点。我们现在期待用制度去克制这个欲望，用制度去控制这个欲望，把这个欲望的猛兽关在笼子里，这是一方面。真正的长远的努力目标是从内心产生一种控制的愿望，产生一种智慧要控制这种欲望的横行。我觉得世界如果将来有希望的话，就看这个能量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我们所寄予东方文明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所以我是希望到汉文帝的时代去畅游一下。

梁冬：其实我觉得文景之治时期仍然是延续了黄老的哲学。对当今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看到是跟欲望、跟物质过渡的强化有关。他们刚刚定了一个讲话顺序，第四位是谁要讲？ 张和平：在这几位当中，我肯定是年龄最大的，所以他们前面三位穿越了战国，穿越了唐朝，穿越了西汉。我站得肯定没他们高，我也不会看得那么远。所以现在大家也知道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我就穿越自己吧，顶多是穿越105年，那是在107年，也是在清朝的末年，那时候中国处在一个大的变革时期，由封建社会转入到现代，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是求新、求变，人们的思想空前的活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叔同和（王仲笙）向位老先生在日本和上海创立了春柳社和春阳社。从那时候开始才有了中国的话剧。45年之后那就是在1952年，建国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今天是2012年，整整是60年，如果穿越的话就是从话剧诞生到现在是穿越了105年。那么在这105年当中，我觉得我们的前辈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剧目，我感到很自豪的是在我们首都剧场，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还在演出着我们前人们所创作出来的剧目，我们的曹禺老院长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五个系和老舍先生的《茶馆》、《骆驼祥子》。总说后浪推前浪，坦率的说，在现在的创作当中，没有超越《雷雨》的，也没有超越《茶馆》的，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深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创作究竟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在今天因为你的题目是传统与创新，很欣慰的是，我们今天还在继承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着创新，也进行着我们的努力，特别是大家知道刘恒的编剧票房达到2000多万，每天演一场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想穿越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当今。通过今天的穿越，我想把它作用到那个舞台上，因为那才是我们真正发挥财力和才智的地方，谢谢！ 梁冬：下面是冯老师了，冯老师编了那么多电影，拍了那么多片子，您自己的想法呢？ 冯小刚：我没什么想法，广电总局说禁止穿越。我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到未来去。回去的话，空调也没有，很热。他们几位说得都非常好，我非常同意长乐说的，我觉得那个时期是诸子百家，思想解放，思想的争鸣，如果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它对现实的关照是特别重要的。你看于丹说的是那个时期的气势，刘老师是为了减税，我觉得当然也都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思想的争鸣对我们现在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的思想不够活跃，应该让我们现在的思想能够再打开一点，起码对我们的创作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梁冬：在诸子百家里面，您个人最欣赏哪一家？ 冯小刚：比如孔孟之道我先搁一边，因为我不喜欢有很多的做人道理去教我怎么做人，我觉得像老子这种比较逍遥的态度，我觉得很好。 梁冬：谢谢您。胡老师呢？

胡智荣：刚才听了很多前辈和专家讲哪个年代，我想到哪个时代都穿越走走看。因为梁冬老师说从自己本身出发，我是1972年出生，刚才刘院长说他是年纪最大的，我是年纪最小的。但是我是广东中山人，我就想要特别的确定一个年代的话，希望回到民国期间，因为孙中山在那里做了很多事情。我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几千年来真正的交流和接触，是从民初开始的。西方文化是从古希腊作为一个代表，我们东方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作为一个代表。古希腊带来后面西方的基督教，拯救世界，救世主。而中国的文化主要是以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这三家为整体框架，一直世代相传不息。但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从民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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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想去看看呢？那个时候女人不用裹脚，西装也穿起来了。当时民国期间的文化也是大放异彩，有很多的名人、名家，有阮玲玉，包括什么都能说，什么都能做，小说、戏剧真的是百花齐放。罗素讲过参差不齐才是幸福的本源，在一个花园里什么花都有，不能把鲜花和草划分得整整齐齐，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特别喜欢回到民国。

梁冬：昂健作为当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其中一个跟随者把今天的台子搭起来，如果可以穿越的话，你去到哪里？ 昂健：是一定要到某个朝代吗？那我穿越得短一点行不行？我只能是穿越到十几年前，在博鳌的当初。大家来到今天这个美丽的小镇，它的发展历史从现在来看也就是十几年，当初追随蒋先生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实现一个梦想。当时没有这么完善的设施，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先进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当时我一直说刘老板为博鳌亚洲论坛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虽然硬件条件很差，但是好像比现在要更宽松一些。从领导人到各国来宾，大家可以齐聚一堂，可以干很多很轻松愉快的事情。那个时候，包括我跟刘老板也提到，当时的赵老师当年在博鳌镇上，很巧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一个很残破的飞机，就把那个飞机缝缝补补，就这么浪漫的飞到了天上，拍摄了整个美丽博鳌，到目前为止都是最精彩的一段。我是没有办法穿越那么远，但是我非常留恋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怀着一颗梦想才有今天的博鳌。所以也是非常感谢蒋先生，非常感谢！谢谢！

梁冬：谢谢。本来我设计了四个问题，但是一看时间，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精彩，所以我把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合并了。过去的20年和未来的20年，站在今天的角色，您觉得您过去20年做一件什么事情，在未来20年您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刘长乐：我觉得作为凤凰的带头人，我可能还不能离开凤凰台，尽管谈个人，可能还要稍一点凤凰的话题。具体说，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我喜欢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和于丹老师讲的一样，那时候是战乱，但是在战乱的情况下它的思想确实很活跃，我们不留恋、也不喜欢回到战乱，但是我们非常喜欢思想能够更开放一些，更奔放一点。因为这和创新有很大的关系，思想的创新、思想的开放、思想的活跃和有没有创新，创得出新和创不出心来有很大的关系。作为凤凰，我们一直是在秉承着包容、开放和创新的信条，我们的包容和开放里非常重要的是凤凰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另类选择，在凤凰诞生之前有很多的电视媒体，有很多的国家媒体，他们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凤凰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另类的选择，这个另类的选择不是出位，而是与众不同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相当多的一个部分就是多样性，窦文涛说他在凤凰最大的好处，他认为凤凰给他最大的空间就是他能做回他自己，这句话我很欣赏。能够做回你自己，这本来是一个很低的要求，但是为什么他感触那么深？我觉得这是他强调的生活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所以作为凤凰人，他非常强调和坚持的就是包容，就是多样。在包容和多样里，我觉得我们提供的另类选择的空间是我们非常坚守的一个概念，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坚守。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经济腾飞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目前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但是中国的文化发展确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和可能，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经济腾飞要特别的强调文明的复兴，文明的复兴是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文明本身的复兴，就是文化和文明本身的复兴。第二就是复兴的过程，经济复兴的过程也应该是文明的，这是两个概念。凤凰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守这种文化，坚守这种道德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尽管有很多压力，也有很多的挫折，而且我们自己也碰了很多钉子，也很坎坷，而且自己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也很多，但是这种坚守，凤凰到3月31日满16岁，16岁是舞象之年，凤凰的成长刚刚开始。如果谈到未来，我们觉得也应该是强调这种包容，强调这种多样性，强调这种创新。

刘长乐：我觉得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英国，英国是有古老的传统，但是英国现在从牛顿在1679年发现地球万能引力开始，英国人不断的发现了蒸汽机、青霉素等等，一直到现在。在世界上10个新发生的抗生素中间，有5个就来自于英国，英国有70个科学家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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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我们不说自己了。英国人口占世界的1%，因为它是6千万人口，现在按照地球的人数是60亿的人口。但是它的科研经费占了世界的5%，它的科学著作占了世界的8%，它的科学著作的引用占有率达到了9%。意大利也是一样，意大利的人口也是6千万人，占了1%人口，但是意大利的发明专利在全世界占了14.8%的比例，这是非常惊人的。我们的人口占世界的20%，但是我们想一想还有多大的发展未来和空间？我为什么要进一步的强调开放的问题？开放和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思想的开放，我们不愿意提特别敏感的思想解放，其实过去一直在谈解放思想，现在谈解放思想好象有点敏感，但是我们就讲开放吧。思想的开放是创新最重要的前提，没有思想的开放哪里有创新！谢谢！

梁冬：刚才刘老板讲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感觉都穿越了，穿越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童年时期，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进入凤凰。那时候乱说话，完全感觉不到外面的压力，后来我才知道是刘长乐老板一个人在撑着里面的幕布，我们在里面玩。自己讲得很开心，但是用凤凰的做事方式在别的地方简直没法活。于丹老师，过去20年你觉得你做了什么？未来20年你想做什么？

于丹：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待在大学院墙里面的人，在院墙里面做学生到在院墙里面做老师。其实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读书的人，首先还不是讲，而是读书。我一直在想找到一种阅读的方式，所以如果说我做了一件事，就是我找到了一种叫做心得的阅读方式。有点像可以去你们那里做读书节目，一己心得而已。我其实是试图找到一种个人的阅读方式，我要先说一下40年前的感受，我刚刚开始记事的时候，记得最多的一个词叫做“批判”，因为文革里面在批判一切，我开始的记忆叫做“批林、批孔”。我当时知道不敬的说法叫孔老二，农老二的脑袋在所有的漫画里像土豆一样，因为他克己复礼，所以要把他踩在脚下，为什么他克己复礼就和林彪有关系了？我们这些小孩哪知道？一定要跟着批。后来长大了，曾经有人问为什么你出来讲儒学？刚才冯导说不是特别喜欢孔夫子的东西，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也喜欢道家的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出来讲儒学呢？因为我要替那一代孩子做一个忏悔。我们要把自己的心还给自己的身体，让我们用自己的心去读一读历史和古典。所以我就在想这颗心还在吗？我能不能用一种叫做一己心得的方式写一本论语心得，写一本庄子心得，写一写我所看到的中国的昆曲、诗词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我这些年一直所沿用的心得体。因为以我的年龄和学养，让我很系统的去讲一个理论学说，那我愧不敢当，我没有这个资质和能力。我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当下以我自己的困惑去求教圣贤经典还能给我带来什么启发，能让我从血液的基因中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吗？如果我的叩问给我这个答案，我这样一个生于文革，中国文化最惨烈年代的孩子，我都可以被文化成全，比我年长和比我年幼的人大概状况都比我好一点。再比我小20岁的人，他们的课本已经恢复了。像我们这一批在70年代读小学的孩子应该是最惨烈的。那我们都可以用一己心得的方式去还原，我觉得我的方式能不能让更多的人也找到中国人的底气呢？很大程度上我讲的事情与学术的关联度没有更大，我所阐述的不是理论，而是一种态度。我所讲的是文而化之，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词。

于丹：说到后20年，我应该还干得动后20年的活，我就想把这一件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把它能够化出去。我后20年希望作为动词文化活着，就是去完成这个“化”字，因为我们不太缺文了，但是我们很缺化。我其实很喜欢（宋儒张仔）说的那句话，他说为万事开太平，自己的一颗心能不能大一点，使命有没有一点担当，过往圣贤爵士的学问，我们还能怎么继承、阐发，而在当下这一切做得好与坏都不重要，哪怕你做得一无是处，你的努力是万事太平，每个人在里面做一点点就好、就够了。

张和平：从前做过的事情不值一提，以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从个人角度来说仍然不值一提。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也是传承、创新的主题，我要自我遵循这么一个人生的路线。传承什么呢？当然是传承自己的长处，我活了50多年，我成功的人生经验当然要传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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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自己的弱点，传承自己的弱点，明明是一个陷阱，看不到，要往里跳。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人生的风险。创新仍然面临一个判断的问题，我认为创新首要的是学习，学习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你学习你自己的优点，但是坦率的说，你自己的优点是无需学习的，甚至你都不要过多注意自己的优点，因为优点不会从你自己身上跑掉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判断别人的优点，你要准确的、全面的看到别人的优点而去加以学习。这个是你个人创新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刚才是从个人角度说的，如果从国家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它何尝不是如此了？我们传承什么？我们的雷达释放信号，我们判断不出这个问题对人民是有益还是有害的吗？如果连这个缺点都看不到，我们何谈去改正缺点呢？我们把缺点当优点去传承下去吗？那不就是自我祸害吗？所以要有明确的对自身缺点的判断。坦率的说，如果我们不是善于学习的话，不是敞开胸怀的话，30年前没有改革开放这个事情，我们30年来取得的巨大进步是向世界学习的结果，是总结人类经验的结果。既基于对自身缺点的清醒认识，又基于对他人长处的一个客观了解。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仍然要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巨大的努力。 张和平：坦率地说，依然要敞开胸怀向世界学习，向我们的邻居学习，别人的优点对我们来说是财富，只要对我们自己有利统统都要学过来，不要有惩戒。再有一个是自己身上的缺点必须得清醒的认识，要找最好的办法去解决它。当然这些事情、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但是坦率地说，如果我们在主观上都没有这个要求，或者说我们无需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只能在自己的局限性里徘徊，我们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如果我们做得好，我们承载幸福，享受幸福，如果我们做得不好，那我们就忍受痛苦好了。反正我个人要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希望自己以后能做得好一些。

梁冬：谢谢张老师。您认为您自己的最大缺点是什么？

张和平：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中庸之道，虽然看到了自身的局限性，我现在倾向于接受这种局限性。因为我觉得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你的局限性突破不了的话，你只能承受它。我们当然追求完美，国家要追求完美，个人也追求完美，但是我们是生活在局限性之中的。我们人生的成就如何？优劣如何？取决于我们对局限性的克服，但是我发觉我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能力非常有限，我认命了，我中庸。

梁冬：您认为我们国家的缺点是什么？因为你说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缺点。 张和平：人家说我们国人的缺点是“窝里斗”，所以我要讲团结的重要性。坦率地说，国家生存最主要的资源是什么？我们争夺的是什么？我们争夺的就是利益吧。我们开这个博鳌论坛，我看那些材料，利益在闪闪发光啊，利益有可能是以金钱为外表的，有可能是以其他的方式为代表的，但是利益本身在产生巨大的引力和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人如何去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这是整个人类的课题。

梁冬：博鳌论坛在文化论坛上提出了对博鳌自身的反思，这是我们论坛和整个活动能够一直做下去的最重要的生命的源泉。

张和平：我就严格按照前20年和后20年说，我是1961年考入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系，到今年整整51年了。我是一个农民，我是出生在河北省的衡水地区，因此在我的骨子里有一种农民的坚守，我总希望我的脚下，我既然是一个文化人，应该有一个文化单位，那个单位就是我的土壤，就是我赖以生存和我为它付出和耕耘的地方。我有过痛苦，那是在2003年我当了北京市政协的副主席，在我的一生当中，只有这几年我的脚下没有这块土地，我把自己比喻为湿地的农民。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找到了一点发挥我文化工作的余地，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也和刘恒同志合作了《张自德》。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我担任了部长，奥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及残奥会的开幕式、闭幕式是我和我的团队共同努力完成的，这可能是我一生回想起来都值得我回忆的那么一段，尽管是九死一生的一次任务，但我没有辜负全国人民对我的期望，我把它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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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这绝对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张和平：如果说到今后的20年，20年后我86岁了，因为今年我66岁，我首先觉得20年后我应该活着，应该健康的活着。所以这次论坛有文化方面的论坛，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希望你们的论坛能够让我更有尊严的和骄傲的活着，因为只有活着和骄傲、有尊严的活着，我才能继续为文化做一些我能做的工作。谢谢！

梁冬：所有的人最后终于发现其实活着并且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才是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要求。冯导，有请！

冯小刚：我这20年出于生存的需要，我要生存下去，包括我没有一个主观的好像说我要为社会做一个什么样的贡献，我就是要让我自己能够从一个平凡的状态里挣扎出来，要开始拍电影。所以歪打正着，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为了让观众能够接受，所以选择了最落的方式，让电影的内容非常的接地气，我不知道这么小的一个贡献算不算我对社会还做了一点事。

冯小刚：未来的20年，我觉得要只争朝夕，不是工作，不是拍电影，我觉得我要活得舒心一点、痛快一点，我妈妈把我生出来不是让我怎么去做人，她生我出来肯定是让我快乐，所以未来的20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快乐，让自己快乐。 梁冬：您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你获得快乐的方法吗？ 冯小刚：那太多了，大家坐在底下都知道。

梁冬：我估计坐在底下的都不知道，但是您也别刺激大家了，毕竟还有很多人没有解决生活问题呢。

胡智荣：20年后我也60岁了，当年出生之后文革了40年，我们什么都不懂，到1976年之后读书的时候是改革开放刚开始，所以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我们很多好的机会，也给我们很多幸福。当时外国很多亲戚和朋友回来，他们说看到中国变好了，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我定的是60岁退休，但是在加拿大是60、70岁才退休，所以我愿意多干几年，也希望在快乐的工作之中。刚才一个外国朋友讲了一句话我还记得，一帮90岁的人在召集80岁的人来开会，让70岁的人来实施60岁的人的退休问题，当年有这个说法。当时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从现在干部越来越年轻化来看，我认为当年是正确的。所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给我们创造了很大的机会和机遇，说回到爱浪音响，当年也逐步扩大起来，最厉害的时候开了3千多家专卖店，也投资了房地产。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好的文化的精品出来，没有文化的产品，所以我们的音响、家庭影院再好，也是一堆没用的电子原件。所以我就依然投身到文化产业中，刚才我非常赞成长乐主席说的坚持开放。因为过去我们觉得改革的文章做了很多，特别是政府不断的因势利导，政府觉得很多不适应的、错误的马上能改正过来。但是开放的文章在各个领域也做了，但是在文化产业领域还是相当不足的。虽然现在从17大到这次6中全会提出振兴文化产业，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我想借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还是呼吁未来的20年对文化的开放程度更加的深入，做一些务实的举措。我们更好的呼吁更多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进入到文化产业的投资中来。做一些精品，打造更多的大片。冯导的《唐山大地震》非常好，国人都很喜欢，但是文化输出方面比较弱，他的大片在海外、在美国市场还是比不上很多其他的作品。所以我们也希望到深海里需要很大勇气，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更多资金的支持，所以我就成立了文化产业基金，希望未来20年能给文化产业做更多的精品出来。

昂健：应该说从20年前，我们基本上算是60年代，经历了从文化革命的尾声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是真正受益的一代。我记得当年因为小平说在海南要建一个全中国最大的特区，那时候是1988年的1月份，当年的海南你是不可以想象的，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当时会有10几万的大学毕业生会来到海南。回想起那个年代应该说有非常多的感慨，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学毕业都是包分配的，不像现在，所以那时候十多万的青年响应小平的号召，怀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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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颗梦想，走向了这片热土，一直走到今天应该有20多年，应该说我们整个这一代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也是受益的一代，也是因为有了小平同志，所以小平是非常伟大的。我跟梁冬前面聊天的时候有谈到过，我说中国只有在顺雨的时候没有领导终身制，几千年都是领导终身制，只有到了小平这个年代废除了领导终身制，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年代，我们也都是受益的人。

昂健：从我的感受来说，今天所有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都应该非常的感激这位老人，他给我们今天的中国带来了一切。这不是一般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因为任何东西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他真的是一位伟人。从这20年走来，当然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是因为蒋先生邀请我参与了博鳌的事业，因为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的国际组织落户在中国，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这也是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梁冬：什么叫做民间的国际组织？

昂健：因为博鳌是非官方的，西方有一个达沃斯，所以东方要建成一个东方的达沃斯，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得到了海南省政府和中央大力支持，应该算是最早的，我记得当时博鳌亚洲论坛形成的时候，民政部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该归到哪一类，因为没有过这样的东西。所以最后我给民政部捐了50万，让他们去研究，说这个东西应该归在哪一个口，应该算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最后就形成了现在的NGO所有注册相关的东西，这也是因为有博鳌亚洲论坛走到今天所带来的。所以“博鳌”这个字非常神奇，博览天下、共占鳌头。今天大家来到这里，应该说我们感受到非常多的东西，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也带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感触。所以在我的人生历程当中，我也很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来。

昂健：说到未来，因为博鳌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从蒋先生到这一片热土上有差不多16年的历史。所以这两三年来跟蒋先生一直在思考一个新的问题，博鳌整个这片热土到底还能够怎么样发展，怎么样能够为中国、为亚洲、为世界能够带来更多的东西？前两天又有一个新的东西诞生了，它就是博鳌的万泉乐城项目，这个项目是一个国际的旅游医疗先行区。先行区其实就是胡主席说的，很多东西可以先行先试，可以做得更加开放一点。我记得昨天外交部的崔部长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包括今年文化议题能够进入到博鳌亚洲论坛的平台上，应该说也是从领导各个方面特别希望博鳌亚洲论坛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给大家一个平台的提供，在当今这个社会，应该非常重视文化平台。昨天崔部长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像刘恒老师所说的一样，我们在这个平台上不要老谈利益，不要老谈大家怎么样去切割，怎么样去分离，怎么样去竞争。我们要谈一些共同的话题，这个共同的话题一个就是文化方面的东西，一个就是关于生命和健康的东西。所以在未来20年，我希望能够把国际旅游医疗先行区做好，能够让更多的组织落户到博鳌，把博鳌打造成东方日内瓦的构想，不但享受这里优美的环境，还能享受到健康，像小刚这后20年在这里就可以。

梁冬：健康和生命将会成为未来最核心的关键词，在中国有西医和中医，中西医的结合对于人类带来的价值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昂健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看到蒋先生点头，我知道您的点头意味深长。我采访一下蒋先生，您讲一下对未来的看法。 梁总：梁冬让我诚惶诚恐，台上坐的这些高人、大人物让我手足无措，我不讲20年前，也不讲20年后，我想说咱们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间，哪怕是再成功的人，再失败的人，再有钱的人，再没钱的人，20年前跟20年后一天24小时对于任何人来说不会多一分一秒，也不会少一分一秒，所以空间的概念来说，博鳌从昨天走到今天，从今天都到明天，博鳌至今为止是一个历史，博鳌的明天是将来要和大家一块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创造的一个未来。但是今天所有在这个屋子里面的人，能够享受这一刻，这一个空间，感谢上天，感谢各位！谢谢！

梁冬：谢谢蒋先生，我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里面，慢慢的也感受到了宽容、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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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每一位老师有很精彩的发言，最后有一个问题，假如100年之后有一个人来写关于您的专记，他非常了解你，甚至比你还了解你，你希望这本传记的名字是什么？

刘长乐：有人觉得我是商人，其实我认为自己是传媒人，所以我是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传媒人。我用很多精力来做传媒，当然我也别的事情做，而且我做得有滋有味，所以我觉得传媒这件事情也可能是我最期盼留给后人的东西。谢谢！

于丹：我觉得100年后，那时候大家就不要再想起来还有过我这么一个人了，我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是在中国，我们要说前100年，我们用了整个20世纪，从根子上用一种很粗暴的方式颠覆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是在一个把几千年的文化达到最低点的时候，然后像我这样一个生长于文革和批林批孔的孩子出来做了这样一件使我们这一代人向历史做的致歉。我想100年以后的中国，它会更国际化，它会更重规则，每一个公民内心对于精神的渴望会有它自己的标准，而100年后的中国也会更包容，也会更多元，文化会更自觉。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心所得去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我希望那个时候的人觉得100年前怎么还有于丹这样的人，她讲心得的这件事还叫一个事吗？所以我觉得100年后中国更好，我现在做的这件事不当回事了，那就是我的期望，所以我不希望有传记。 刘恒：我简单接着刚才说的利益话题再说两句，刚才提到利益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要排斥利益，而是说我们人类的局限性之一，我们最关心的实际上是个人的利益。我们所有人生的驱动力是为了追逐个人的利益。我观察这个论坛的时候发觉，大家组成了不同的利益圈子，网络的人是一个圈子，生命科学的人是一个圈子，大家在一个圈子里，精英们凑在一起，在琢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大蛋糕里，我们要切的一块能切到哪一块，如何去切，这是在团结起来的时候。但是一旦他们切自己蛋糕的时候，他们会相互之间动刀子。这就牵涉到整个文化的人在利益链条里处于什么位置，如果说一个团体去夺取这个团体利益的时候，最高的原则是团结，团结起来去争取我们最大利益的时候，作为文化人，我们团结的意义是什么？作为文化人，被强大的政治家边缘化，被强大的经济家边缘化，被科技的天才边缘化，你做文化事业的目的、效果、意义何在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善于自我贬低的，觉得我们微不足道，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太不利了。但是我们在一个原则上可以团结起来，就是我们承认人类是要积累物质财富的，物质财富对人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同时我们也承认，精神财富也是人类非常重要的财富，甚至它的重要性要强于物质财富。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之下，我们文化人要团结起来，为精神财富贡献我们的智慧和才华，把我们的人生融入到这个事业当中去。我希望我自己就是这个纪念碑上混凝土里的一粒沙子，不要被人记起，但是这个精神财富让大家共享。

张和平：我估计100年后没人会写我，如果真起一个名字叫《未完、待续》。如果有主角的话，主角一是留下了自己遗憾，有很多事没做，主角二是他还有一个儿子。 梁冬：有自己假设的时候折射出了人的很多东西，比如张老师提到的把主角二放进去，有一个儿子。您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这一点放在第二点上？

刘恒：因为只有这一点才能表现你的生生不息，一代一代的去延长。

冯小刚：如果要有人写的话，说他是一个没有脱离了低级趣味，但仍然有益于人民的人。

胡智荣：我还想补充两句，承接上面的问题，我先回答梁冬老师布置的作业，100年后叫“凯旋”，是文化的凯旋和国家的凯旋，刚才我说到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西方文化的强势。现在中国人过了很多节日，都是很多西方的节日进来了。今天谈传承和创新，中国的很多节日为什么不能在西方去过？所以在100年后，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凯旋，也希望把很多不能说的，很多管制的、不能做的东西，我发现选秀又不能了，一个电视剧又不能播了，有太多管制了，对于文化领域，我在这里是强烈的呼吁，希望尽量的能够放得更宽、更大，因为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思想，文化人都是成年人，都是成熟的人。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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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100年后我们真能够凯旋。在最后马上要进入提问题的时候，美国的大片、外国大片一直来中国淘金，但是对于中国的大片，我代替大家向冯导提一个问题，如何让中国的电影能够凯旋？能够真正的走出去，能够收到美金回来。谢谢大家！

昂健：这个传记是一定没有的，如果是100年，最起码得是重孙子了。那时候我可以称之为是什么？称为祖上。因为中国人讲任何东西，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讲到大，一直讲做什么要对得起，其实对得起来、对得起去，最后讲起来就是不要丢脸，最起码以后没有丢人就行。

梁冬：当我们把时间换过来，换到未来的时间来看今天现在状况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每一个人都陷入了对自己人生的思考，我们花一点时间以终为始，站在后来的时间看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现在应该马上去做，有哪些事情你不应该去做。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提问环节，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向所有的嘉宾提问，包括台上的朋友也可以互相提问。有没有？ 提问：大家好！我想说谢谢博鳌论坛让我们这个文化论坛成为了现实，要感谢博鳌论坛的创始人建立了这么一个很好机会让大家交流，我是美国副总统的助理，当了8年。我看了中国文化艺术软的方面，就是温和的一个方面。文化一直在中国外交当中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向世界展现中国的面貌，无论未来100年是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从文化当中了解到中国。希望大家有比较近的计划能够把中国的文化推广到西方去，比如像刚才提到奥运会的开幕式，有没有近期的一些计划向世界来推崇中国的文化？

刘长乐：在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上，我是比较悲观的，说老实话。因为西方的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在这么多年来称雄称霸，对世界的市场份额已经分配完了，一般来讲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可能冯导更是切肤之痛。但是我实际上有一个观点，我前一段时间在说，很多人问中国电影怎么走出去？我说干吗非得走出去？中国的市场很大，比如印度宝莱坞的问题，印度宝莱坞的电影产量非常高，平均一天有2部电影甚至更高，但并不是把市场锁定在海外，其实就锁定在印度本身。当然也有个别的片子走向了好莱坞，走向了外国市场。所以中国首先把自己的市场做明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电影，这是一个具有指标性的文化产品，当然我觉得把电影在中国的市场首先做起来，在这一方面我愿意把话筒交给冯导，让冯导来谈。

冯小刚：我非常同意长乐说的，汉语在这里用的人很多，但是在全世界的电影市场观众里，汉语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看汉语的字幕，翻译，我认为观众都挺困难的。因为英语是一个国际通用交流的语言，所以我们有一个先天的弱势，要改变这点还挺困难的。我们要冷静的去想一想，西方世界真的有那么愿意去了解中国文化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夸大了国外的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我认为是非常夸大的，没有那么认同。所以我觉得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关心是停留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颜色，比如红的和绿的在一起是非常难看的一种搭配。但是外国人认为这就是中国，中国就应该是这个色儿。然后他说很有趣儿，我还听说英文里有一个词是“有趣”，很多电影出去了，人家看完了问老外怎么样，老外说“有趣”。后来别人熟了，跟我说你可别把这个当成一个好词，这个词的意思是相当于不知道怎么想的，人家说真正的好是相当于我们讲的“牛逼”。外国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告诉大家，大家也别不高兴，它就是“有趣”。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自己的事做得更好，其实你的电影在你的国家产生很大影响的时候，你不用去削足适履的时候，你这个电影反而有可能被其他的民族接受认同。比如我现在拍电影，很多语言在翻译的时候，他们说你能不能改一改，因为这个不好翻译，老外听不懂，我坚持要按原著的语言来翻译。最后弄成老外能听得懂的语言，会认为这是一个小学生水平的剧本。所以长乐有很多想法，从今天开会，我发现我和他是保持一致的。

于丹：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国文化太久远了，所以他走到今天有它自己的固执，就好象是方块字面对拼音文字一样，去理解它确实是有一定难度。中国这么多人，中国这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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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从未来趋势来讲，不管怎么样它都会有一定的融合，这种融合我不认为是中国的强势文化，说非要改变西方才叫我们的文化，有价值吗？我是觉得文化和文化之间会形成一种化合反应，而不是一个简单物理力量的彼此制衡。也就是一种新闻民生派会生成，而文化也会因此回到最本初的含义。比如人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文化呢？刚才大家说所有人都会关心最基础的生命和健康的问题，那么你看一看，像乔布斯这样一些人都有过禅修的经历，为什么中国养生的方式，像中国的太极、中国的茶道，当然它也影响了日本，像禅、茶，日本的文化也在影响着世界。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它是不是能够在今天还有它的意味呢？我觉得文化不一定是说我们的诸子百家那种很精神的道理要在西方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才叫有影响，也许文化回到本初回在生活方式上本次有融合。也许文化和文化碰撞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生派，中国文化只不过是中间的一点元素而已，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利润或者直接的文化束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中国文化以后跟世界应该还是有融合的。

胡智荣：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一个很成功的例子是孔子学院，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学汉语拼音的学院，所以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只要我们国家的经济继续发展了，经济越来越强大的话，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容易会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接受，现在我们总量已经排第二了。

提问：我向冯老师和于老师提一个问题，我是管服务保障工作的，干了10几年。今天为什么有这个机会听会呢？因为今天事不多。我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我是做外事工作的，总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化走出去存在一些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刚才也在听几位老师说，我就在想，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研究过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这种差异的时候，可能我们把文化向世界输出的时候可能路径会对一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像麦当劳来到中国，很多人到国外去留学后回来说，中国的麦当劳好像比国外的好吃。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改良了，它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国外的是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我们就在想，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经常是直截了当的，比如他上来会说我今天要讲三点，一、二、三全部说了。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含蓄的，上来不讲一、二、三，他说今天阳光明媚，讲了一堆听起来好像和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的东西。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悲观，最大的敌人是不是我们自己？我想问问冯老师。你的电影在走走出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也想问一下于丹老师，你在讲儒家哲学的时候，我们的孔子学院办出去了，但是我听很多国外的同学说孔子学院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渗透力并不是太强，有很多人不知道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仍在办孔子学院。

冯小刚：我们在人和人接触的过程中会存在着这么一种关系，梁冬说了一句话我并不是听不懂，我是没兴趣听。我觉得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障碍是这样的，很多外国人说我不明白，看不懂，其实不是看不懂，是没有兴趣看懂，这是中国电影，我比较悲观的认为是这样的。 于丹：我觉得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建议，其实你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在比较中去了解自己文明的特质，也了解别人文明的特质。所以我觉得我们说文化交融，它可能不是当下就一定要急功近利的事情，这是一个逐渐的了解，毕竟中国从市场的开放到文化心态的开放，它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开放过程里，我们愿意了解别人了，别人才可能更愿意了解我们。所以其实您提了一个很好的角度，就是在比较中相互了解，这是融合的前提。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