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2014年第1期 NO.1，2014 Journal of Guangzhou Police College 总第91期 Sum91

试论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陈雷刚

内容摘要：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中共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进行艰苦探索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孕育时期，作为大革命活动中心的广州更是历史地充当了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发端地，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内容涉及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理论、文化宣传和党建思想等。

关 键 词：大革命时期 广州 毛泽东思想 萌芽

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理论创新的勇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相结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第一个伟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进程。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政治活动地点是广州、上海、湖南三地，其中在广州呆的时间最长。1923至1926年间，毛泽东曾三下广州，在羊城从事了众多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活动，得到了充分的政治锻炼，成为大革命时期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广州在这一时期历史性地充当了崛起中的毛泽东大显身手的政治舞台，三次广州之行是毛泽东从地方革命领导人向全国政治人物转换的关键一步。在广州，毛泽东还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及其道路进行了睿智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著名论文，这些理论著作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环节。

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中共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进行艰苦探索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孕育时期，作为大革命活动中心的广州更是历史地充当了毛泽东思想萌芽的发端地，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内容涉及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理论、文化宣传和党建思想等。本文试对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与毛泽东思想的萌芽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探索。

一、在广州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结束，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性问题及革命的战略策略等作出了马克思列宁未曾论及的正确结论。

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当时的情况是反动势力空前强大，共产党必须放弃最激进的主张，去和激进的国民党合作。1925年9月下旬，毛泽东经湘南来到广州，把主要精力转入到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中。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毛泽东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文；1926年2月1日和3月13日，在《中国农民》第2期及《中国青年》第116、117期重新发表。这一光辉著作，后来被作者确定为《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第一卷的开篇文章，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了各个阶级及其各个阶层的数字和具体实例。除此之外，在穗期间，毛泽东还撰写了《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论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是毛泽东在广州期间发表的最具代表性的力作之一，该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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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后，他同时在自己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向学员讲授。应该说，该文从酝酿、发表到修改、宣传，都是在广州。在广州产生这篇力作有其必然原因。首先，广州当时是大革命活动的中心，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种种方案和主张在广州登场，广州成了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其次，广州还是中国买办阶级、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落根生成之地，在广州认识和分析这些阶级，更有条件能看清其形成和演变的趋势，毛泽东正是通过广州这个社会各阶层聚集的窗口，才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及其复杂关系，促使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此认真地分析研究。因此，广州当是毛泽东思想这篇开山之作的孕育地。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以当时全中国的各个阶级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首要的革命问题。”[1]并初步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由此可见，该文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主要依据如下：一是该文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阶级等思想，为后来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思想中的其他重要内容，如革命道路问题、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问题、统一战线等战略策略问题、党的建设和领导权的实现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等，都是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前提的，都是该理论的逻辑延伸。《分析》一文的基本思想正是毛泽东思想这一参天大树的萌芽。二是《分析》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及阶级分析方法认识中国的特殊社会，基本分清了敌我友的问题，首次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并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它所应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它所表现出的独立自主的分析精神和信任工农群众的革命态度正体现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因此，《分析》一文是毛泽东思想发端和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作为这一伟大论著的诞生地的广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萌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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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实践与思考孕育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

统一战线一直是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一直高度重视。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一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他后来与斯诺所说的“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不愧为中共统一战线的卓越组织者和实践者。广州成了他初步实践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舞台。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方针，开创了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和伟大实践。毛泽东在会上积极发言，阐述了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下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主张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他与多数代表一起，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左”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人、农民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建立和扩大反帝反封建军阀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他也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主张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除了在会上积极讲述自己的意见外，还利用休息时间，找其他代表们交谈看法。当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之间由于对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意见相左，争论不休时，毛泽东便主动找蔡和森细谈，耐心劝导他支持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主张。他还专门找到会外的国民党元老、湘军总司令谭延阖，说服后者大力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在毛泽东等的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方针。

为促进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于1923年7月11日在《向导》周报发表了《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强调“唯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2]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在会上经孙中山提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1925年9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广州，不久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并创办、主编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正确地解决了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的问题，并排除了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可能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3]将统一战线的

（主要是贫苦农民）、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实践上升为理论。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在大会期间发言指出：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必须保持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在广州期间，毛泽东不仅从事各种统战实践活动，为推动国共合作殚精竭力，而且进行大量的著述，发表了许多有关统一战线的卓尔不群的见解，他是我党早期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构建者。他在广州进行的实践与思考，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创立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第一，阐述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肯定了统一战线广泛性与统一性的关系。第二，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毛泽东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所处的处境及其主张作了深入分析后，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第三，指出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指出：无产阶级“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5]第四，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理论。他认为，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泯灭了自己的阶级性。他说：“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6]由此可见，毛泽东大革命期间就通过广州这个社会的窗口，科学地划分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确定了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前途，并认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并开始想尽办法做好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是他早期统一战线思想萌芽的闪光点，显露了他对于中国革命思考的深厚底蕴。

三、广州是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的发端之地

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毛泽东从事了丰富农民运动的实践，并对农民问题进行了睿智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国情认识和农民问题学说的基本框架和思想渊源。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中最核心的论点是他在广州农

讲所提出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7]

这个著名理论的提出，是他经过数年来对农民运动理论研究和实践所得出的结论。

早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介

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张国焘在回忆三大时曾说：“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才注意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在讨论三大报告时，毛泽东根据自己从事的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出“我们党不应只看见处于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党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8]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赞同，在多数代表的支持下，农民问题最终写进了三大党纲。在中共三大期间，毛泽东还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

三大之后，毛泽东曾回湖南从事农民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再到广州，除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外，他的研究和实践，多与农民问题有关：到广州后，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1925年冬，他开始兼任第5届农讲所教员，讲授《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年3月，被任命为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1926年1月1日，他在《中国农民》第1期发表《中国农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3月，他出席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2次会议，提议“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时经过之区域”。4至7月间，他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讲授《农民问题》。10月，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期间在办学上独具特色，一是注重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按省区将学生组成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并拟出租率、田赋、地主来源、主佃关系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调查，并要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二是重视调查研究，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先后派出学员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实习。毛泽东为农讲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指出，今后的教育要适合于农民的需要，适合于农民经济的发展，并使农民得到解放。在广州农讲所的具体授课中，毛泽东把农民问题归结为12个问题：（一）土地问题；（二）地租问题；（三）田赋问题；（四）高利贷问题；（五）苛税问题；（六）苛捐问题；（七）高贵的工业品与低廉的农产品；（八）天灾问题；（九）资本匮乏；（十）

政治问题；（十一）文化问题；（十二）失业问题。[9]

他在讲课中还反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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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5个方面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位置。在授课讲义中他最后总结道：“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故国民革命的大部分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其余问题皆不如农民问题重要。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可见在授课中，毛泽东已初步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含义。

在担任第六届广州农讲所所长期间，毛泽东还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著作。毛泽东写了一篇序，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正式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的理论。毛泽东在文中这样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0] 除此之外，毛泽东农民观还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该文较为系统、明确地提出了农民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等，还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对广东农民运动进行了成熟的理论思考和总结的基础上，1927年初毛泽东还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农民问题学说的基本框架。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对于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萌芽、形成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以广州实践与经验总结为基础而提出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的理论，对于从事农运的同志有指导意义，对不重视农运的同志有促进作用，对反农运的人是一个打击，对国民革命乃至中后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广州关于农民问题的实践和理论著述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准备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的主体，奠定了毛泽东农民运动理论的基础。周恩来曾指出：“大革命时期，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的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11]

四、广州为毛泽东首次实践其宣传文化思想提供了舞台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身份特殊，不但拥有两党党籍，还担任过两党高级职务，是大革命时期活跃于广州的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之一。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在国民党内，因此，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宣传文化思想正是通过他在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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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活动体现的。大革命时期，反击反革命宣传成为毛泽东文化实践和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10月，毛泽东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在任内，毛泽东厉行整顿和改造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使之革命化，使之走向全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组织家、宣传家和政治家的卓越才华。

一是厉行整理中宣部部务。他制定并实施办事规程，克服原先的官僚作风；设立宣传材料的搜集、储藏机构。他还特别重视延揽人才。国民党二大后，各地才俊来广州甚多，他多方罗致，宣传部“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如沈雁冰任秘书，肖楚女任干事。

二是推广宣传工作于全国。当时政局动荡造成交通不畅，国民党的一些宣传品几乎仅及广东一省。中央和各地的机关，也限于条件疏于联系。11月，毛泽东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应在上海设立交通局，作为中央与各地党的机关联系的部门。国民党中央立即同意这一建议，设立交通局，并由宣传部管理。本是一潭死水的中央宣传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工作制度，立即活跃起来。次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再也不仅限于广东一省，而是遍及12个省市，中宣部收发文件千余份。毛泽东还力争地方多办报。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湖北省党部办起《楚光日报》、湖南办起《湖南民报》、上海方面接管了国民党通讯社、九江的《江声日报》。

三是有效开展宣传工作，配合大革命的各项工作。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建议，由宣传部领导编纂一套国民革命丛书。这套丛书计划出5辑60册，每月出版12册，5个月出齐。为实现这一规模宏大的宣传计划，毛泽东提出，由宣传部审定题目，实行征稿法，并在上海设立征稿处，委托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毛泽东提出，党内无价发行，党外以最低廉的价格推行全国。

四是积极在报刊发表文章，为大革命营造良好氛围。毛泽东任职代理宣传部部长7个月内，发表《上海民国时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的影响》等文章近30篇。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考察研究农民问题，提出十分精辟的见解，如，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地主阶级是中国一切反动的源泉等，当时很少有人论及。

五是以强劲的宣传攻势配合国民革命，斗争锋芒首先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毛泽东组织

反击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批判戴季陶主义，有力的打击了国民党新老右派。他主持下的国民党宣传工作还特别注意发动民众，参加大革命，特别是支持北伐战争。1925 年11 月12 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9 次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11月23日，林森和张继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掀起反苏反共的逆流。11 月27日，由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 等10人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等5人通电各级党部，警告西山会议派“勿持异端，致生纠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5次会议上，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革命策略之通告》，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山会议派是在分裂国民党，是叛党行为。

创办和主编《政治周报》是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一项重要文化宣传活动。毛泽东在周报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的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以及各种反革命宣传机关对革命进行恶毒攻击，迷惑全国民众。我们要开始向反革命派进行反攻，打破他们的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共出了14期，其中有不少文章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对于打破反革命派的政治宣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大有改观。1926年1月，毛泽东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宣传工作报告时指出，群众对改组后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帝国主义”、“开国民会议”、“反对不平等条约”等已深入人心。[12]

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这些文化、政治宣传实践是毛泽东宣传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传播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理论，反击各种反革命宣传，维护国共合作在思想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推动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五、毛泽东在广州的党建实践和思考是中共党建思想演进的重要环节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所发表演说时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统一集中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13]建立统一集中有纪律的党是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问题，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核心内

容。毛泽东大革命时期的实践活动无疑体现了这一党建思想。

为了建立集中统一的党，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希望学员抛弃权欲和财欲，为革命无私地付出。他要求党员必须有共同的信仰、坚定的决心和无私的情操。毛泽东还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否定中间派，打击右派。在国民党第22次中常会上，他坚决要求处理反动分子，从严治党，中常会接受该意见，决定并训令各党员：“嗣后一律服从党的决议，否则从严处置。”[14]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还坚决反对比例选举议案，要求加强革命民主，实行委员制。

大革命前，国民党群众工作相当滞后，基层党务几乎空白。毛泽东极为重视群众工作和基层组织建设，深刻意识到建立群众的政党对改造国民党和推动革命的巨大作用。早在1923年6月刚到广州参加完中共三大，毛泽东和陈独秀等人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15]毛泽东还经常指出，必须善于做扎实的群众工作，他在为国民党二大起草的《关于宣传决议案》中写道：“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

在党的宣传工作上，毛泽东的核心思想是主张“宣传部是实现党政策的总机关”。他指出，“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16]他还主张在炮火中培训党的人才，引导优秀学员加入党团组织，从而增强革命的骨干力量，保证基层革命组织者跟着中共走。另外，他还主张培训形式的多样化。通过党报、党刊、农讲所、政治讲习班、调查员训练班、座谈会、党校、工农运动、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基层党组织等各种形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党员和潜在党员以及革命群众进行力所能及的分层次、多目的的培训。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广州的革命实践和对政党建设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既缺乏政治经验，也缺乏成熟的党建思想。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正好为毛泽东等中共党员提供了绝佳的学习和实践机会，在与右派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党建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共党建思想演进的重要环节，是后来毛泽东建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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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重要历史借鉴之一。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所从事的改造中国的伟大实践及功绩已载入了中国近代的光辉史册。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萌芽地，广州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毛泽东当年在广州激情澎湃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脉搏，而且也为我们探寻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轨迹提供了一把可靠的钥匙。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G].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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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G].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

[6]毛泽东《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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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前途的影响》，192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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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15.

[1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52.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处）

[责任编辑：李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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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责任编辑：钱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