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档案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合作

中俄档案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徐丹丹 于元元

来源：《档案与建设》2018年第02期

[摘要]作为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教育事业对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中俄两国档案教育事业产生与发展背景相似，都是集中制的管理模式，探讨中俄两国在档案教育事业上的交流与合作对于两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俄合作档案事业交流与合作档案教育 [分类号]G279.1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for Archiv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Xu Dandan， Yu Yuanyu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hoo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chival cause， the archiv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rchival science.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Russia have a similar background， and the management mode of centralism is adopte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on the cause of archival education.

Keywords： Sino-Russia Cooperation； Archival Undertak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rchival Education 1中俄档案教育事业的建立

中俄两国具有一脉相承的档案管理模式和档案理论，早期中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建立得到苏联档案部门的大力扶持。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苏联政府对于档案事业和档案学教育极其重视，同时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苏维埃政权的档案工作建设迅速。十月革命成功后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委员会成立，研究确立了档案改革的原则和途径，对档案进行保护并集中管理。列宁亲自签署和颁发了档案改革法令和档案全宗条例，建立苏联中央国家档案馆、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以及开办档案学院，命名为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这标志着社会主义高等档案教育正式成立。苏联社会主义高等档案教育的发展，对于培养档案专业人才，发展档案学相关理论与实践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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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各项事业都受到苏联的影响，档案教育事业的建立也不例外。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向苏联政府提议订立新条约取代国民党政府时期条约，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订，促进中苏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交流与合作。正是受到条约的影响，在1952—1955年期间中国决定建立档案教育事业，由于缺乏专门档案人才，周恩来亲自与苏联方面通话，请苏联派出档案专家来中国进行讲学。在苏联档案学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档案学教师，编写了一系列档案学教材。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档案系时，阿·斯·罗斯洛娃代表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全体成员表示祝贺，并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其发展，促进两国档案事业的和谐发展。正是中俄两国档案教育事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交流，推进了中国档案专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为中俄两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合作交流打下坚实基础。 2中俄档案教学交流与合作 2.1档案教学机构合作

档案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对中俄两国合作交流具有重要的带头作用，其中主要是以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之间的合作交流为主。

1991年俄罗斯政府批准成立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将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并入成为其中的历史档案系。苏联政治激变后，为反思苏联政府以往的政治决策，俄罗斯的档案工作借档案解密工作进一步发展。直至苏联解体后，俄国取消在意识形态上的严格控制——书刊审查制度，大量与中国有关的合作协议草案、驻华代表报告谈话记录等档案史料逐步开放，档案教学机构为谋求自身发展，积极与中国进行合作，出版了大量档案编纂成果。

中国方面，新中国建立后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为首的档案高等教学机构在苏联帮助下逐步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在1952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建立档案专修班，并聘请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谢列兹涅夫等苏联专家前来讲学，中国同时派出访问学者韩玉梅到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访学，两国档案教学机构之间的互相往来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档案专业学者。因此，中国档案教育事业自成立之初就受苏联历史档案学院的影响，为两国档案教育专业交流合作提供了机构和文化基础。

2.2档案教育课程设置合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档案事业不仅没有教育教学经验，甚至连档案专业教案大纲、教学课本都没有现成的模板，面对这种状况，苏联档案机构对于中国档案教育课程的建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专业课程方面，苏联方面派出档案专家米留申来华，帮助中国建立档案学学科，对档案实践进行指导。他留下的材料进而汇编成《关于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参考资料》一书，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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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事业的理论发展具有突出贡献。此外，谢列兹涅夫讲授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苏联文献公布学》等课程是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的主要范本。

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国同样借鉴苏联档案学的课程设置，采取选修课与必修课相结合的设置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也同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一样，成立了专门的档案教研室，将教研室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并重。

在课程教学大纲的设计方面，中国继承苏联档案专业的课程设计，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档案文献编纂学教学大纲的设置。1986年，档案文献编纂学教学大纲经人大档案编纂学教研室会议批准，在继承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档案编纂学教研室所编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档案编纂工作的实际情况得以确立。档案专业课程的设立离不开大纲的建立，借鉴苏联档案学课程的大纲对于中国档案学教学体系的完善和明确相关专业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档案专业建立初期中国对于学科专业理论的研究较少，人大档案教研室和人大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出版了大量苏联档案教材与专著的译著，如谢列兹涅夫的《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史简明教材》和阿·德·弗罗洛夫的《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等一系列专著。正是对于苏联档案专家专著的翻译与传播，中国档案专业理论才能结合本国实践迅速发展。

3中俄档案教育活动交流合作

苏联建国后出于政治和国际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特别重视与中国档案事业的国际交流。建国初期，中国档案事业尚不被国际档案界所熟知，苏联积极推进中国档案事业融入国际档案组织。1956年第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苏联档案代表提议接纳中国参加国际档案理事会，中国得以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四届国际档案大会。1972年，苏联又承担了第七届国际档案大会，中国也在苏联的引导下逐步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国际化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展的，两国档案教育事业除了教育机构交流之外，还进行了教育活动之间的合作，包括档案开放、编纂活动和建立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 3.1中俄档案宣传教育合作

苏联档案部门积极与中国交换档案史料复制件、合作出版档案史料汇编、举办档案展览等活动。随着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尤其是1989年莫斯科与中国签订了《1990—1992年档案工作合作协议书》之后，两国档案事业之间联系越发密切，互换档案材料与学术交流的频率日渐高涨。同时在档案开放为史学研究作贡献的浪潮影响下，中俄两国档案专业教育机构合作在此期间趋向于利用开放档案资料进行编研合作，建立编纂合作机构，合作出版了大量的编纂成果，其中具有比较大影响力的包括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编委会（中俄两国外交部）出版的《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1949年10月—1951年12月）、东北烈士纪念馆出版的《历史的瞬间——苏联红军在东北》、黑龙江省档案馆与黑河学院、俄罗斯阿穆尔州地方志博物馆合作出版的《在中国东北战场上——中俄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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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展览及图片集）等成果。这一系列成果是两国档案社会教育成就的具体体现，扩大了两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影响力，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 3.2中俄档案教育合作组织成立

在组织机构方面，为了进一步促进两国档案教育事业合作，2003年9月中俄教科文卫体合作委员会（2007年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宣布在委员会框架内成立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这是中俄两国档案领域专业合作的官方组织，两国轮流举办年会制定合作计划。截至2017年共成功召开了十四次会议，尤其是2017年5月在苏州召开的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框架下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第一次会议，这是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2016年11月提升为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机制后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首次召开的会议，也延续了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以来的工作。历次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会议重视推进中俄两国档案事业尤其是档案国际交流工作，通过制定与实施五年为周期的工作大纲来协调和规划两国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规定诸如举办国际会议、研讨会、交流档案出版物和互换专家等国际交流活动，以制度的形式保证与推进中俄档案教育事业合作，增加两国档案教育事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4中俄档案教育事业交流与合作未来趋势

中俄两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建立经历了艰辛的过程，也成功培养了大批档案学专业人才。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传统档案专业人才越来越不适应多元化的时代热潮。2017年5月23日，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联邦档案署共同举办了“大数据时代和档案工作”中俄档案工作研讨会，来自俄方和中方的档案专家分别指出中俄两国在大数据时代来临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大数据时代对于档案行业提出的新要求迫在眉睫，顺应时代需求是中俄两国未来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中俄两国未来合作需要结合大数据时代背景关注以下问题： 4.1中俄档案教育领域的合作需要关注社会记忆的研究视角

“社会记忆”作为关键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受当时寻求自身民族合法性思潮的影响而出现。大数据时代在社会记忆视角下进行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当代档案学研究的新热点。国际档案领域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最为瞩目的就是“威尼斯时光机”项目。这个项目运用“机器学习”的技术识别、分析档案数据样本，通过对档案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匹配、交叉引用，重构古代威尼斯社会关系网络，重现古代历史情境和建筑环境。利用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等技术是档案机构未来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主要方式。但是国家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需要立足于社会记忆的视角，利用档案信息还原整个社会的记忆是大数据时代档案信息分析的基本方向。立足于社会记忆的视角要求未来中俄两国不能局限于本国档案信息资源的开放，应该扩大视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合作，以中俄两国之间的社会记忆为中心，构建围绕两国社会记忆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体系。

4.2中俄两国进行人才合作培养，推进智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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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需要加强档案专业人才的合作培养，推进两国档案人才转型和多元化发展，建立档案智库。档案专业人才既是档案教育事业培育的重点也是推进档案教育事业发展的原动力，推进中俄两国档案人才合作，联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档案专业人才，对于发展档案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档案机构向智库转型，为社会组织决策服务，是未来档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档案资料与公务文件材料息息相关，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为公共事业决策提供支持具有天然优势。例如胡佛研究所的成立过程就是利用研究档案信息资源从而跻身智库领域的突出案例。中俄两国档案资料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关联性，双方共同开发这部分档案信息资源有助于推进两国友好，此外，两国之间紧密的政治人文合作是推进两国档案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中俄两国跨国交流学习增加，成立档案信息资源社会化开发的委员会，邀请中俄两国相关专家积极讲授本国的科技与理论成果，用制度规范和组织机构持续推进两国人才交流等，是建立两国档案智库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两国未来合作的新趋势。

*本文系黑龙江省档案局科技项目“深化中俄档案文化交流对策研究”（项目编号：HDK2016-23）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于元元，徐丹丹，刘佳昕.中俄档案文献编纂领域合作问题研究[J].黑龙江档案， 2017（5）：60-61.

[2]赵丛.中俄档案合作分委会第一次会议在苏州召开[N].中国档案报，2017-06-01（001）. [3]徐丹丹，于元元.中俄档案文化合作交流研究[J].中国档案，2016（12）：64-65. [4]曹英发.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的十年历程[J].陕西档案，2015（6）：32-33. [5]李晓明.中俄档案教育之比较研究[J].黑龙江档案，2013（5）：16-17. [作者简介]

徐丹丹，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015级档案学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与档案信息管理、档案理论研究。于元元，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编纂、档案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