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文学的影响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

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 儒学的要义是伦理中心，政治至上，是“内圣外王”和仁义、礼治等等。儒学的这些要义渗透于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最初儒学与文学发生关系，是通过儒生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发生的。有些儒家经典，阐发儒学的基本理论和思想，又是文学作品。其中有许多生动形象的描写和富有感染力的故事，刻化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文辞简练含蓄、丰富而有文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个时代之文学，其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及发展变化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个时代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清人程庭柞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两端。”汉末建安直至正始以来，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诗教传统也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法则，但仍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力。

我认为儒家思想有很强烈的政治追求，儒学本就是积极入世的学说。中国文学有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无疑地应该上溯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以这种儒家学派为主体、为骨骼，中国民族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如果把握住正统观念的形成发展线索，就可以思其过半。文学的正统观念是从荀子开始确定的，他强调了圣人的地位：“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矣。”这就给文学批评史上的“原道、徵圣、宗经”之说奠下了基础。随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接受，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观念进一步在文学批评中得到确定并一再加以完善。“

对儒家而言，个人价值感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发自内在的改善世界的信守驱使他们将现状作为他们精神之旅的出发点。假如他们不认同学习基本上是为了自我完善这一命题，服务于社会的要求就会暗中破坏本身作为崇高目标的修身的完整性。因此，作为一种人格塑造，学就是为了自我实现。如此理解的自我是一个关涉于不断转化的开放系统，它决非一个静态的结构。作为一种抽象实体、孤离于世界的自我的理念，是和儒家作为一个开放、动态和转化过程的自我截然相对的。

儒学的要义是伦理中心，政治至上，是“内圣外王”和仁义、礼治等等。儒学的这些要义渗透于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政治教化的极端重视和以文学为政治工具的观点，是儒学的精髓，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儒家强调文学应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文学观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确定文学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来确定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把文学当作维护封建政治的一种工具。第一种方式是将文学用作施行“文治”的直接工具。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的另外两种方式是“美”与“刺”。即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为衡量准则，歌颂赞美统治者的威德，讥讽行政的不合理措施和社会不良现象。儒家对文学作品社会功能的美刺要求，不仅体现了其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而且也反映了儒家以文学干预政治教化的思想。

儒学倡导“中和之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等封建因素流毒甚深，但对于塑造中国文学艺术含蓄蕴藉、深沉内向的总体美学形象和民族性质却又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之，儒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的一面，在文学中形成子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同时又带来一定程度的抑制和制约，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自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