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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语文选修 新闻阅读与实践5 第五章新闻评论

2022-06-18 来源:独旅网
肖海滨专栏: 高中语文新课程教学研究资料汇编·选修

新闻阅读与实践

第五章 新闻评论:媒体的观点

本章说明

教学目标

一、了解新闻评论的文体特征,体会新闻评论情理结合、语言准确生动并富于鼓动性的特点。

二、学习阅读社论、短评等主要新闻评论类型。

三、能够抓住评论所依据的新闻事实,弄清作者的主要观点。 四、学习依据新闻事实撰写简短的新闻小评论。 教学设想

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评论就是议论文。由于学生已经广泛接触并重点学习过议论文,教学不妨由此导入。可以让学生选择一篇比较典范的议论文与课文作一些比较,讨论新闻评论与一般议论文的不同,这样学生对新闻评论的特点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二、新闻评论被称为“新闻媒体的旗帜”,这主要体现在报纸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中,可以引导学生任选一份报纸,通过其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了解报纸的立场和态度。也可以结合下边相关资料中的提示多作一些阐述。

三、本单元的每一课都有两篇评论,像12课、14课可以分别进行比较阅读,因为它们或性质、内容相近,或写作风格接近。12课的两篇社论则最能体现新闻评论的特点,可以结合评论的文体特征,进行重点学习。

四、过去的评论,如果脱离了写作时的现实背景,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议论文,13课《奴隶与盗贼》一篇即是如此,放在本单元进行教学我们要引导学生回归作者写作的时期,发现触发作者写作动机的新闻事实,这样学生才能体会到它作为新闻评论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五、14课是两篇外国评论,不妨让学生课下阅读并作简单评析,课上任选一篇进行交流评议,在此基础上教师适当点拨。

六、新闻评论的语言特色也应在本单元教学中多予关注,并能引导学生应用于评论写作的实践。

七、学习本单元,要提示学生留意近期报刊、电视、广播等媒体中的新闻事件或评论,为最后的写作实践做好准备工作。

相关资料

一、关于新闻评论 (一)什么是新闻评论

关于新闻评论的概念,解释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新闻评论泛指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所刊发的具有新闻性的评论文章。(吴庚振《新闻评论学通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新闻评论,从广义上说就是对新闻事实发评论,就是评说一件事情、一个问题。(邵华泽《新闻评论写作漫谈》,长城出版社1986年版)

新闻评论,简而言之,是新闻传播工具中一种对最新发生的新闻提出一定看法和意见的文章。具体说来,是就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政论文体,是所有新闻传播工具的各种形式评论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丁法章《新闻评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二)新闻评论的特点

1.新闻性。新闻评论必须以一定的新闻事实为依托,消息承载的是新闻事实本身,而评论则是透过事实阐述某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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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倾向性。评论要对所依托的事实做出是与非、对与错、得与失、利与弊、善与恶、美与丑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这种鲜明的价值取向,使之天然地带有倾向性。进一步说,很多时候,新闻评论的倾向性都带有较浓的政治色彩,反映的是主流社会的声音。

3.公众性。消息报道及时、快速、量大,但也常常令受众陷在信息的海洋里,无所适从;同时社会的复杂变化也可能会令读者产生困惑,需要有人解疑释惑。新闻评论正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回答读者关心的问题,引导公众舆论健康地发展。

(三)新闻评论的作用

1.引导作用。新闻评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事实和重要问题作出分析。可以表彰先进,针砭时弊,帮助群众明辨是非;可以摆事实,讲政策,说道理,为群众解疑释惑;还可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为他们指明方向。

2.监督作用。以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弘扬先进思想和精神的同时,还要不断揭露和抨击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对这些丑恶现象和不良风气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也是为了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3.表态作用。可以代表新闻媒体对当前的重要事件和问题表明态度,这是符合广大受众需要的。对于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有时还可以通过发表议论的方式,表明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

4.深化作用。新闻评论的政治性决定了它要尽可能从思想、政策理论高度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应局限于就事论事。通过分析、综合和提炼,衡量它是否符合党的政策,是否代表了事物的发展方向,使受众从思想上、政治上领悟到某种道理,理解客观事物包含的政治意义。

(四)新闻评论的类型

除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外,还有以下几种类型。

编者按:是编者对新闻稿件所加的评论、批注、说明性文字,以编者简短的评论对新闻作画龙点睛的点评。有文前按语、文中按语和编后三种形式,不是独立的新闻评论。

专栏评论:指的是在报纸相对固定的版面和栏目中发表的评论,一般具有相对稳定的风格和特色。

广播电视评论:是纸介媒体的新闻评论在广播电视中的延伸,与其他媒介的评论相比,更加平易、生动、通俗。

二、新闻评论中事实的不同作用(马少华)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闻评论迅速发展的时期。由此产生的更为充分和丰富的评论形态,使新闻评论的规律比以往更清晰地显现出来,这自然会促进对新闻评论的深入认识。近些年来时评复兴的突出特点,就是其事件性选题和事实判断性质,因此新闻事件在评论中也就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地位与作用。

一篇新闻评论中除了观点,就是事实。对于新闻评论中事实的不同地位、作用的理解,有利于更深入地把握新闻评论的构成,理解新闻评论的思路与结构,也有利于在写作中自觉地运用。

新闻评论中的事实,人们常常说到的作用有两种:即由头与论据。

由头是放在新闻评论开头部分,用于挑起话题、引出议论的材料。论据就是用来证明论点的材料。如原人民日报评论员范荣康在《新闻评论学》一书中说:

“多数新闻评论,不过是拿新闻作‘由头’,从新闻生发开去议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类问题仅仅有一个新闻由头并不足以证明,仍然需要用论据,特别是事实论据加以证明。”

由头是新闻评论的事实起点,一般在开头叙述,它对应着的是“就事说理”的思考路径及相应的结构。作为论据的事实则是在论证过程中根据需要随时插入的事实材料。

但实际上,在由头与论据之外,新闻评论中还有一种地位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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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判断的新闻事实,它是新闻评论的对象。作为评论对象的新闻事实有着由头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因为作为由头的新闻事实的作用只是为了挑起话题,并不一定要对由头本身进行深入判断。而作为评论对象的新闻事实,却要求作者必须进行判断。辨识新闻事实在一篇新闻评论中是作为由头还是评论对象,实际上是在辨别新闻评论的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思考方式。以新闻事实作由头的评论,往往是从这个新闻事实出发(实际上最终离开了这个新闻事实)展开思考,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而以新闻事实作对象的新闻评论,则把思想始终集中在新闻事实本身,即使引述其他新闻事实也是为了说明这个新闻事实,最终得出一个关于这个新闻事实的具体判断。如果说,由头是新闻评论的事实起点的话,那么“判断的对象”,则既是事实起点,也是认识的终点。

“由头”带出的新闻评论,是为了说一个道理;“对象”带出的新闻评论,就是为了判断新闻本身。前一种新闻评论在过去很多年里是主流;后一种新闻评论,则在当代迎和了读者更迫切的需求。过去的新闻评论教材往往只讲到由头和论据这两种事实的作用,而不涉及评论的对象,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很长时间里我国的新闻评论,基本上是“就事议理”型的,基本上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新闻事件本身作为一个事实,并不是判断的对象。今天,随着时评的广泛发展,新闻评论选题日益开阔,读者对层出不穷的新闻事件有着越来越旺盛的认识需求,新闻事件作为判断对象的地位日益突出了。

那么,作为判断对象的新闻事实为什么不同于作为论据的新闻事实呢?这也很容易理解:一个有待于认识的事实本身,不可以作为自己的论据。否则,就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了。

比较下面两篇名人去世的消息,我们就可以理解事实作为由头与作为评论对象的不同。 从哀悼张伯伦说到英国传统外交政策

英国前外相奥斯丁·张伯伦前晚逝世,英法两国政界都表示哀悼。以奥斯丁·张伯伦的致力于国际和平,勇于使英国负担国际义务,在国际风云紧张的今天,失去这样一个人,不仅英法政界要哀悼,欧洲及全世界的人士,也都要表示惋惜的。

奥斯丁·张伯伦是典型的英国政治家,但他除有一般“英国绅士”的优点以外,在国际关系的了解程度上,比一般“英国绅士”要更能把握现实。传统的英国对外政策,是“怕事”和“取巧”。奥斯丁·张伯伦在1925年签订洛加诺公约时,敢不顾英国国内的攻击而接受保障的义务,这就是他的见解高于一般“英国绅士”的地方。

英国的“怕事”政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事件发生得愈多而愈益扩大;“取巧”政策的结果,是“弄巧成拙”。在远东方面是如此,在地中海方面也是如此。英国的绅士们似乎在饱经教训之后已有一些觉悟了,但是觉悟的程度是有限的,在远东和地中海问题上,事实所表现的,并没有改变传统的“怕事和取巧”政策的本质,差异不过是程度的不同而已。而这种小部分的改变,必然并不会得到什么好结果。

我们虽然指出英国传统政策的弱点,但并不希望英国绅士会马上作极大的转变,因此,我们不得不时常警惕着不要过分相信传统政策下的“贿赂品”──牺牲一部分以满足侵略者的欲望的“贿赂品”;而贿赂的结果,必须非牺牲全部不可。(选自1937年3月18日《立报》,作者恽逸群)

在上面这篇评论中,英国外相张伯伦之死或张伯伦本人,都不是评论要判断的对象。他们只是作者为了评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由头。

马加罗甫死

呜呼!马加罗甫死,而俄国极东之运命尽矣。自仁川旅顺之屡挫,固已奄奄一息矣。马氏至而军容复振,所作海军战术论,日本学校以为教科书。日人方惴惴焉,为逄蒙不能杀羿之虑。而孰意其自沉以死耶。马氏论战,重精神,轻物质。故到旅顺后,并不以残舰自馁,常欲奋死出港,以为联合海参崴舰队之计。乃竟以其旗舰触击于自设之水雷而轰毙。希则,物质诚有未可忽者耶?俄廷以阿列可塞夫骄疏而取败,且取败于区区一岛国,视为奇耻大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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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报复不已。于陆军之苦氏,海军之马氏,皆军事界第一人,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全国之视线皆集于兹。今也,忽弱其一个,以马氏偏重精神之理推之,其军气之摧陷,民心之动摇,当达极点。是岂非夺俄之魄而为极东一败涂地之先征与?旅顺残舰,不日消灭,海参崴亦将被日本探囊之取,而黑海、波罗的海舰队,又决不能东赴。于是,俄国极东无海军。日本陆军既战胜于韩境,而满洲又可以择地而上陆,乘俄军人心震栗,与夫胡匪之乘机而内扰以夹击其腹背。彼苦氏者亦将有一不能支厦之惧。于是,俄国极东之势力尽。乌呼!马氏之死,其影响于俄者大矣。(摘自1904年第1期《东方杂志》“时评”栏目)

显然,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前线统帅马加罗甫之死这个新闻事实在这篇评论中是作为判断对象出现的:评论就是要回答马加罗甫之死给俄国在远东军事形势所带来的重要影响。这是一个涉及因果联系的事实判断。

下面专门说说作为论据的事实。美国出版的一部言论教程《批判性思维与传播:论说中的推理应用》一书中,两位作者Edward S.Inch和Barbarrw Warnick对论据提出了如下要求:

可靠(Reliability)、专业(Expertise)、客观(Objectivity)、一致(Consistence)、新鲜(Recency)、相关(Relevance)、接近(Access)。

论据为什么要“新鲜”呢?

其一,从接受的角度说,作者独立积累或搜集的事实材料,本身具有评论“附加值”的作用,可增加评论本身的新闻性、新鲜感,使读者爱读。

其二,论据要“新鲜”,还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接受效应:“当人们最初遇到一个论据的时候,总是被它触动,并试图消化、顺应它,使他与自己的知识结构保持和谐。一旦这个论据进入了他的知识结构,当他再遇到它时,便很难再受到那么大的触动。对论据效果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总是更多地被那些新的信息所影响,而不是那些已经听说过的信息。”

其三,从写作的角度说,只有充分的、高质量的事实材料,才可能充分触动作者自己的思考,把思考提升到一个较高、较为开阔的层面上去,作出更高质量的判断。

论据的“一致”又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作者所提供的一个论据应与他的其他论据一致,否则会出现自相矛盾的致命弱点。

而论据的“接近”,则指评论者与论据的距离要“接近”──不能是转了好几手的材料,因为传播距离越远,中转层次越多,可靠性就越低。除了直接的、权威的论据来源,转载的消息,只有沿着转载的方向回溯,彻底查清其来源是否可靠,方可放心使用。2004年8月24日,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栏目发表一篇评论《为什么第二代身份证要日本企业造》,作者根据网上转载的含糊报道推断事实,结果自己成了制造假新闻的源头,最终被评为“2004年十大假新闻”之一。这样的教训,是值得汲取的。

(选自《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0期)

12.社论两篇 教学指导

评论是新闻宣传的旗帜和灵魂,作为评论的一个重要类型,社论更多地反映媒体的政治倾向,其作用就在于表明立场,引导舆论。而党报的社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同级党委、政府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

本课编选的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和香港《大公报》的两篇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具有强烈的舆论导向作用,反映的事件、问题也更严肃、重大。《大公报》1902年创刊,现在在香港出版发行,是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刊。《大公报》把报纸作为论政的工具,带着宽广的社会责任感,用针砭时弊﹑扶正驱邪的方式体现真诚的爱国精神。

学习本课前,可以让学生先了解一下社论的特点以及两文涉及的相关背景,作好铺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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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阅读两篇社论。

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

这是一篇很典型的礼仪、纪念型社论,其立论点就在于“庆祝”,基调则是“热烈”的。 香港回归,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举世瞩目。面对这么重大的选题,社论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论述角度──香港回归走过的风雨历程。以香港回归这一天为一个点,围绕这个点展开思考。欢庆,又不只是欢庆,在激动喜悦的同时有回顾、有赞颂、有承诺、有展望,这构成了文章的结构线索。回顾中华儿女这一百年来走过的“不平凡道路”──斗争、挫折、探索、坚持;赞颂邓小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造性、前瞻性、必要性,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铺平了道路;以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给香港“港人治港”的承诺,同时也是保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承诺,将“一国两制”的具体实施落实到法制高度;最后,展望未来,坚信必将走向“中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全文气势恢宏,一气呵成,用不多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字里行间洋溢着真挚的爱国热情。

一般情况下,称颂赞扬的评论远没有批评性的容易出彩,比起歌功颂德,读者们(受众)更喜欢揭露、抨击的文字。因此,这种纪念型的社论要想在实现其赞誉效应的同时引起读者的共鸣,不仅立论上要有突破,还必须在语言结构上下功夫。

本文之所以脱离了一般大型社论的枯燥乏味,其对语言的锤炼功不可没。(富有激情的语言是学生应该体会的,可以让他们大声朗读相应的段落,用心去感受这种激情。)从“全世界都在谛听从东方响起的庄严钟声”的神圣,到“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炽烈;从“洗雪百年耻辱”的扬眉吐气,到“中国的明天会更好”的殷切期盼。洋溢着自豪激情的文字,将发自国人心底的情感表现得酣畅淋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散发着动人心魄的魅力。这不只是一种文风,也是一种精神。

另外,这篇社论结构精巧。文章以追忆香港回归走过的艰辛历程为引子,盛赞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三代领导人对香港回归的巨大作用,突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其中,用三个“为了这一天”开头构成排比段,写出了中华儿女由斗争、挫折到探索再到解决的艰辛历程,打破了一般社论呆板的格局,形成文章的气势,纵横捭阖,荡气回肠。

对于一份报纸来说,社论就是它的脊梁。在这种重大事件中,像《人民日报》一类的党报,都会尽力为自己所属的党派服务,发表的大型社评都会有其政治目的,这是党报的喉舌作用决定的,世界各国概莫能外。本篇社论虽然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突破,但是其本质是不能改变的,渲染什么样的气氛,引起什么样的反应,造成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和当前的任务决定的。因此,虽然从欣赏角度来看,本文稍有唱高调之嫌,但这却是其宣传任务决定的。作为一篇社论,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通过本文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性地认识社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时代的轴线在此拉开

这是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时《大公报》的一篇社论,与《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相比,本文立论站在一个更理性的角度,高瞻远瞩,重点论述了澳门回归和“一国两制”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意义。文章笔法大开大阖,气势磅礴,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本文标题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比喻──“时代的轴线”──将澳门的回归,看做一条“轴线”,一条可以“拉开”时代的“轴线”,营造了一种略带诗意的恢宏气势。“时代”在这里有两重含义:从现实的时间而言,澳门回归正值世纪之交,人类马上就要跨入新千年新时代;同时,回归对于澳门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会有新的体验和新的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就不只是时间层面的了。而且,“拉开”一词也很耐人寻味,可以理解成是向前拉开了一个时代,就像拉开了一扇通向新时代的门,强调的是新时代新气象;也可以理解成是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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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时代,强调的是回归后的时代对回归前的时代的脱离。

此外,本文结构布局清晰、紧凑,论述方式纵横交错、环环相扣,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领会本文评论的重点及谋篇布局,可以结合“思考与探究一”让学生进行讨论,将两篇社论作比较阅读。

社论前三段概述事实,渲染激情,是一般礼仪、纪念型评论经常使用的手法。开篇两句“400年前,历史的轴线从这里拉开。400年后,时代的轴线从这里拉开”,是对标题的承接和解释,也同样为回归的澳门铺垫了一个宏大的场面。“远离母亲400年的游子──澳门,终于走上回家之路”,比喻传情,道破饮尽苍凉后的欣慰与感慨。第3段是对澳门回归情景的描述,虽然只有一句,却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濠江—全市—神州大地—全球,从小到大,由近及远,烘托出一种举世瞩目、万众欢腾的气氛。

接下来,进入评论的主体部分,提出第一个分论点──中国发明“一国两制”为国际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范例。文章站在一个很高的立足点──世界,举出了阿根廷、西班牙、俄罗斯三国的表态作为事实论据,横向说明了“一国两制”为世界上存在领土争端问题的各国指出了一条和平解决之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历史遗留问题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之后,社论利用一组数字──50年、150年、400年,一个世纪、四个世纪,巧妙地将读者的注意力拉回中国。数字的对比,说明解决问题的艰难,然后总结原因,落脚于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政策成功”及“国力得以提升,举世公认”上。既提出了观点,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弱国无外交”,香港、澳门相继回归,是对中国综合实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一国两制”政策成功的有力证明,在此形势下,“中国最后的一个统一问题──台湾问题,势必提上议事日程”。社论采用纵向的论述,顾及了政策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很自然地将笔锋转向台湾问题,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信心。《大公报》与《人民日报》相同,也是党报,它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在这里提及台湾问题,既是对统一的规划,对未来的前瞻,也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台湾问题的重视,有针对性,又不片面,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社论最后3段,总结澳门回归的意义:“澳门回归祖国,不只标志外国殖民统治在中国领土的彻底终结,中华民族蒙受的屈辱彻底洗雪,也标志西方在亚洲的殖民统治彻底终结。”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澳门问题放在亚洲大背景下来论说。回顾历史,尖锐抨击欧洲国家“对亚洲的无情掠夺”;展望未来,告别屈辱、扬眉吐气的“新的亚洲将伸出有力的双手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结尾与标题呼应,使“时代”具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不只是属于澳门的新的时代,属于整个亚洲的新的时代就此到来!这种胸襟与气度,非一般文字所能及。

思考与探究

一、同是庆祝回归,两篇社论阐述的重点各不相同。说说它们议论的重点分别是什么,体会新闻评论中不同的议论角度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新闻评论选取议论角度的重要性。 《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议论重点是香港回归的风雨历程,展示回归之路的艰难和不易,从中可见中国共产党之英明,中华民族之伟大。

《时代的轴线在此拉开》议论的重点是澳门回归及“一国两制”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意义,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抒写出中华民族的自豪骄傲之情。这样的议论角度比前一篇文章更具恢宏的气势和纵横捭阖的张力。

二、《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饱含深情,读后令人振奋。这种情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 本题旨在帮助学生理解该文的语言特色。 首先是使用了很多饱含情感的词语和句子,如“响彻寰宇”“洗雪百年耻辱”“扬眉吐气”“举世瞩目”“永载史册”“普天同庆”“举国欢腾”,“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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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人民,以千歌万曲、千言万语表达着自己欢乐、自豪、振奋的感情”等,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其次是排比结构的使用。在回顾香港回归的风雨历程时,社论用三个“为了这一天”开头构成排比段,具有一气呵成、荡气回肠的气势。

三、《时代的轴线在此拉开》,“拉开”的有历史,也有对未来的思考。那么,文章开头两句中“历史的轴线”和“时代的轴线”应该怎样理解呢?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通过理解重点语句的深刻含义,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旨。

“历史的轴线”指400年前葡萄牙开始统治澳门的历史,用“历史”既包含着对澳门屈辱过去的深切感慨,同时也暗示着这样的统治将成为过去。“时代的轴线”既有时间层面的新千年新时代,更是指澳门结束殖民统治以后所开启的新的生活新的发展时代;同时结合全文,这里的“时代”还有更深层的含义,预示着整个亚洲结束西方统治的新纪元新时代的开始。

四、任选课文中的一篇社论,就文章的写作特点,用200字左右写一段分析文字。 这是一道个性化解读练习,旨在训练学生写作、欣赏评论文章。

提示:在充分阅读并完成上述练习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选取一个恰当的角度进行欣赏,不必面面俱到,比如语言、结构或仅仅是标题本身等。也可以进行比较欣赏。 相关资料

一、社论的类型

阐述型:阐述党的纲领、路线、任务、奋斗目标,以及党和政府最近的某项重大决策、方针政策的实质、依据和意义。

启迪型: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或者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作风等问题,结合人们的思想实际,进行指导,并给人们以启迪。

评介型:对有典型意义的或重要的新闻性人物和事件进行褒贬、评论,深刻揭示本质,发挥引导舆论的作用。

论辩型:揭露和批驳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敌对言行、反动思潮和腐朽思想,意在辨别是非、伸张正义、引导舆论,具有较强的战斗性。

礼仪、纪念型:评述和纪念重要节日、纪念日、活动日以及外交建交、外国领导人来访等外交礼节性活动,要求立论高瞻远瞩,善于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揭示纪念活动或政治活动的现实意义,陈述时代使命,展望前景等。本课的两篇社论均属于这一类型。

二、关于香港回归与澳门回归 香港回归

1898年,西方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清朝政府腐败,任人宰割,英国政府乘机提出租借新界(即今天的香港)。当年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宾纳乐和李鸿章在北京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专条》,英国以租借为名,取得了新界,为期99年,7月1日生效。

从1982年起,中、英双方经过多轮谈判,最终于1984年9月26日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

澳门回归

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日期是1997年7月1日,确定香港回归的这个日期,主要是考虑到英国根据不平等条约租借香港“新界”99年,其租期将于1997年6月30日届满。但是,澳门问题却与香港问题不尽相同,在过去的四百多年内,葡萄牙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逐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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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澳门的,中葡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租约。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在达成的协议中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当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5年,随着中英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中葡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意于次年举行正式谈判。

此后经过4轮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20日,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如期举行。 三、关于“一国两制”

1984年邓小平同志发表题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要讲话,其中谈到“一国两制”的构想、“港人治港”的内涵及爱国者的标准,为和平收回香港、澳门的国家主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一国”是“两制”的前提,认同“一国两制”首先必须认同“一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同国家的主体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港人治港”的意思是,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这个标准清楚地表明,爱国和爱港是统一的整体,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已经站在治港者行列的人或者有志于加入这个行列的人都必须符合这个标准。

四、立意高远激情洋溢

《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是《人民日报》发表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重要社论。这篇社论因立意深远、感情充沛、结构严谨、语言精美而获得评论界的赞誉,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政论作品。

作品立意不俗,全文自始至终都洋溢着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如文章回顾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香港主权问题上被格外地凸显出来。特别是在香港回归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全世界华夏儿女的自豪和尊严,在文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读之荡气回肠,使人感慨万千。

作品的结构尤其值得称道。文章中间部分以“为了这一天”贯穿,避免了一般化的叙述,把读者的目光集中到“为了这一天”这个激动人心的焦点上来。三段“为了这一天”概述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也折射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一香港回归的广阔背景。这篇社论之所以篇幅较短而又内容丰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论述角度。

语言清新、活泼而又不失严谨、准确也是这篇作品的一大特色。如“全世界都在谛听从东方响起的庄严钟声”,“圆了中华民族期盼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回归梦”,这样气魄很大、情感炽热的句子,在社论中很多,就像是一串串多彩的音符,形成了恢宏的交响诗。很明显,作者在创作这篇社论时在语言提炼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政论特别是重要社论,能够有这种清新活泼的语言,很不容易。

就事件的重要性而言,这篇社论文字再长一些似也在情理之中,但作者却力求写得精短、简洁。这种努力是成功的。文章篇幅虽然不长,但内容扎实,概括力极强,非常顺畅。

(《中国新闻奖作品选(1997年·第八届)》,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五、新闻评论,与冷漠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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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与实践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无不为之欢呼,为之振奋。社论《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记载下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盛事,表达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如果说社论是“报纸的旗帜”,这篇社论就是一面爱国主义大旗。

可以说,这篇社论的“根”就是一个“情”字──爱国主义感情。文章一开头,便表达了因香港回归祖国而生的自豪感和因百年耻辱得以洗雪而生的痛快感;接着,一连三个排比句式“为了这一天”,抒发了对无数中华儿女“御外侮、争主权,前赴后继,同殖民统治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崇敬之情,讴歌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为实现中国统一大业所做的努力。文章还重点抒发了对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邓小平同志的怀念之情。通篇文情并茂,情理交融,使读者由接近而贴近而共鸣。

真理是由无数个闪闪发光的侧面组成的,我们的新闻评论也应该五彩缤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新闻评论,与冷漠无缘。只有以饱蘸激情的笔书写出的篇章,才会有生机和活力。而评论的情,就来自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选自刘根生编著《新闻评论范文评析》,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13.短评两篇 教学指导

短评,是一种篇幅短小、内容单一、简明扼要、机动灵便的编辑部评论。短评一般有两种情况:或针对某一问题,或配合某一报道发表言论。本课所选的两篇短评都属于前者。

奴隶与盗贼

这是1902年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一篇时评,揭发事实,指斥丑态,痛斥慈禧在八国联军侵华后惧外的丑态,悲叹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感情充沛,批驳有力,针针见血,是一篇短评的经典之作。

本文有许多突出的特点,首先是“短”。全文只有154字,不过十句话,不蔓不枝,极为简练,但是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让读者丝毫没有“空”或“涩”的感觉。(短而精,语言简练而思想深刻,是这篇短评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应该引导学生体会这一特点。)文章先用两句话指出三个新闻事实,高度浓缩且具有典型性(“保护外人之懿旨”、“公使夫人”、因教士而“下罪己之诏”),慈禧的媚态、外国人的霸道蛮横暴露无遗,取得了文约意丰的效果。接着用五个句子进行论证,虽然简短,但对称语句的使用加上一个有力的结句,暴露出中国人民当时所处的不堪境遇。短评最后以两个感叹词加一个反问句戛然而止,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其次,这篇时评针对性很强。时评总是以一定的新闻事实作依托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概述新闻事实,给出评论的由头,矛头直指慈禧卑躬屈膝、恭顺备至的媚外的丑态。“孝子之事父母”的比喻,形象而尖锐,给人痛快淋漓之感。

此外,本文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逻辑性。先是“民间如顺从朝旨乎,则奴隶而已矣”,一个假设,指出百姓的奴隶境遇;紧接着深入一层,“奴隶犹可,两重奴隶,何以堪之!”就是说,人民若是顺从了,不仅是清廷的奴隶,而且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隶,清廷是外国列强的奴隶这一层意思不言而喻。下面,运用对称句子,进一步深化主题,给出了第二重意义:朝廷认为“不屈”即“盗贼”,不仅对外国帝国主义来说是盗贼,对清廷来说也是盗贼。“奴隶盗贼,二者必居一于是”,把百姓推入了一个非奴隶即盗贼的可悲境地。纵览全文,抨击的力度一步一步升级,批驳越来越尖刻,质问越来越激烈,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寄托满腔悲愤的同时,实现历史厚度与人文关怀的高度统一──这也是本文历经一个世纪仍然余香犹存的重要原因。最后,随着“呜呼!何以使我民至于此极也?”的诘问,将漫溢的愤怒与不甘,化作“悲夫!”的一声长叹。

本文前边开门见山,中间打中要害,结尾戛然而止,如行云流水,浑然天成;蕴涵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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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丰沛炽烈,字字铿锵;批判深入浅出,正中靶心。今天读来,其民本思想和忧国神情跃然纸上。文章不愧是“言论界之骄子”的经典之作。

台上他讲 台下讲他

这是一篇一事一议的短评,用一个典型事例说明一个普遍性问题。作者抓住某县那位分房小组负责人的言行不一,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在台上讲的和在实际中做的不一样,必然会导致“台下讲他”的结局。这样的干部多了,就会失去民心。道理很浅显,角度却很独特。以“台上”“台下”寓干部与群众,以“他讲”和“讲他”揭示两者的关系,构思巧妙。

如果把标题比做文章的眼睛,这篇评论的“眼睛”则极富魅力。(本文标题的魅力可以让学生讨论解决,由此引导他们体会全文语言运用之巧妙。)首先是准确,标题准确地概括了全文的中心思想,既没有夸大,也不片面;其次是鲜明,不仅把文章中最重要的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而且批评之意也蕴含其中;第三是生动,一句“台上他讲,台下讲他”,便把这类人的形象以及危害勾画出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第四是精巧,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个“他讲”,一个“讲他”,形成一种回文之美,相互映照,相互衬托,活泼新颖,妙趣横生。

这篇评论的语言之巧不只表现在标题上,正文中写道:“实践证明,以‘声’作则则必不成则。”“以‘声’作则”一词是神来之笔,取成语的谐音,又可以准确表意,形象生动,毫不拘泥。文章最后议论道:“如果在台上只背‘台词’,和自己的行动是两码事,那么台下的人只会把他当成一个‘演员’,而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党员。”相反相成,读起来琅琅上口。把“党员”比做“演员”,揭示了部分领导干部为谋取私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是在群众面前表“演”“党员”这个角色,并不能以身作则。同时,也提醒这些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台上”的“演出”,“台下”看得懂。

整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藻,朴素精练,以大众化的语言揭示严肃的问题,要言不烦,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代特色。

思考与探究

一、这两篇短评所依据的新闻事实分别是什么?是怎样提出各自的新闻事实的? 本题旨在帮助学生理解新闻评论必须以一定的新闻事实为依托的特点。 《奴隶与盗贼》依据的新闻事实是慈禧“回銮”以后的种种媚外表现:“保护外人之懿旨不下二三十次”,“公使夫人偶遇儿童指目,辄欲拿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辄下罪己之诏”。文章开门见山概括叙述事实,提出论述的由头,进而举出两个并列的事实作为论证的依据。

《台上他讲台下讲他》依据的新闻事实是某县分房负责人台上一套,台下另一套,表里不一的工作作风。文章开门见山,用一段文字直接引出负责人的讲话以及群众的议论。

二、《奴隶与盗贼》是一篇时评,文章虽短,讽刺揭露却入木三分。反复朗读几遍,注意根据语气语调的变化读出感情,然后分析文章的论证结构。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反复朗读体会作者的感情,并通过对文章结构的分析学习其论证过程的严谨。

文章开头两句提出新闻事实,作为论证的事实论据;中间3~7句是论证的主体,先用假设阐述国人顺从即奴隶、不顺从即盗贼的两难境遇,进而推论出非奴隶即盗贼,“二者必居一于是”这个中心论点;最后用两个感叹词加一反问收束全文,悲愤之情达到极致。

三、《台上他讲台下讲他》一文语言极富特色。试根据上下文,揣摩下列语句的含义及其表达效果,然后归纳本文的论点。

1.台上他讲,台下讲他。

2.实践证明,以“声”作则必不成则。 3.如果在台上只背“台词”,和自己的行动是两码事,那么台下的人只会把他当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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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而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党员。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根据上下文,揣摩语言的深层含义。 答案可参考“教学指导”中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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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让人喜爱的奇葩

专栏评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一种个人署名的评论形式。较早出现的专栏评论有:1978年1月《哈尔滨日报》创办的《大家谈》,1978年7月《解放日报》创办的《解放论坛》。特别是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创办的《今日谈》问世,在社会上引起广泛注意。这之后,专栏评论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上纷纷出现。影响较大的有《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中国青年报》的《求是篇》、《瞭望》周刊的《时事杂谈》、《半月谈》的《谈天说地》、《光明日报》的《世纪风》、《新民晚报》的《今日论语》、《羊城晚报》的《街谈巷议》、《经济日报》的《王府井随笔》„„

专栏评论的选题十分宽泛。国家大事,个人见闻,凡属群众关心的问题,凡属在实际生活中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都是专栏评论的话题。在写法上,专栏评论总是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据事说理,虚实结合,由此及彼,联类生发。概而言之,专栏评论具有新闻性──它总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发言;专栏评论具有政治性──它所论及的问题,往往与当前的时事政治有关;专栏评论具有群众性──它总是面对最广大的群众说话,讲群众想讲又想听的话,同时特别注意行文通俗化;专栏评论具有文艺色彩──它讲究文采,善取类型,注重形象化说理。故而专栏评论被称为“文艺性的新闻短论”。这些年,各地报刊上几乎都开设了专栏评论的栏目。各地各报刊的专栏评论也各有特色,可谓八方争艳,难分上下高低,只让人觉得灿烂一片,已真正成为人们喜爱的奇葩。本书所选的数十篇文章,不过是沧海一粟。但从这“一斑”或说“数斑”中,却不难看出专栏评论受欢迎的原因。

(一)感应敏锐,战斗性强。鲁迅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且介亭杂文·序言》)在这一点上,专栏评论与杂文是一样的。因为要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予反击,感应不敏锐自然不行;同时,因为它对有害事物的反击和抗争又是短兵相接式的,没有战斗性自然不行。比如《台上他讲台下讲他》,抓住现实中一些人“嘴上一套,行动一套”的表现指出:这样的干部多了,就会失去民心。可谓砭时弊“不留面子”。比如《“清水衙门”有赃官》,针对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事进行了及时批评„„这些文章,或针砭时弊,指明方向,或剖析事端,辨明事理,或对歪风邪气、坏人坏事,无情鞭挞,以儆效尤,起到了鼎新革故,激浊扬清的作用。

(二)即事生议,出奇制胜。专栏评论讲究的是有感而发,据事说理:由事实引发议论,以事实论证观点。这就要求,所选之事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深刻的共性,同时要求所生发出的“议”新颖。离开了新颖的“议”,就算百分之百正确,也没有多大价值。许多专栏评论,之所以“时过境迁”依旧能给人启发,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不仅能即事生议,且能出奇制胜。比如《谨防“精神贿赂”》一文,所批评的是人们已反复批评过的溜须拍马现象,但与以前类似题材的文章所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局限于品质方面的分析,而是把它上升到“精神贿赂”的高度加以剖视,让人感觉耳目一新。比如《“对策”也可当镜子》一文,所批评的也是人们已多次批评过的“下有对策”现象,但不同的是,作者把视角转向政策本身的漏洞并加以剖析,开启了一种新的思维。

(三)以小见大,文约意丰。专栏评论要反映社会重要问题,要成为“时代的眉目”。但专栏评论短则二三百字、四五百字,长则千余字,杂志上的专栏评论一般也大多以两千字为限,以这样的篇幅,要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小有小的优势”,“小的也是美丽的”,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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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说的:“太重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它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从“巨大的建筑”中选“一木一石”,以反映时代“伟大的变动”,正是专栏评论的长处。这在本章中往往就表现为以小见大,文约意丰:从小的题材中引出大道理,集中一点往深处开掘。比如获1981年全国好新闻奖的评论《调整三发》。文章讲了生活中的三件小事:一是长跑时一开始就猛跑,往往不易得好成绩;一是上公共汽车时一齐往上面挤,反而影响开车时间;一是孩子病了,休学后又考上了大学。由此引申出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三条大道理:要量力而行,不能一哄而上,退才能更好地进。也因其是由“小”生发出的道理,又让人觉得实在、形象、具体、深刻。

(四)视野开阔、灵活多样。宇宙之大,野草之微,涉笔成趣,给人启示。比如《一个小小的调查》,由众多青年人戴着贴有外国商标的太阳镜招摇过市想到媚外思潮;《调整“三发”》讲的是国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开会就是开会》则是批评借开会揩公家油的歪风;《老当“易”壮》说的又是用人问题„„专栏评论的另一个特征是看问题比较全面,既看到了社会的主流或中心,也看到了社会的支流或苗头;既看到了事物的主要倾向,也看到了事物的非主要倾向;既看到了问题的正面,也看到了问题的侧面。比如《穷户更要有“至亲”》一文,就是针对当时农村中一种新的苗头、一种偏向──“干部只跑富户家不跑穷户家”立论的;《从雄鸡过江到罐头进城》一文,则从事实的变化中看到了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农产品加工业的广阔前景;《滴血的斧头不是诗》一文,又从顾城死后报刊的浮躁炒作中,看到了一种不良的舆论导向„„视野开阔,灵活多样,表现出多样化的倾向。就文体风格来讲,或近政论,或近随笔,或近散文;就语言风格来讲,或高屋建瓴,慷慨激扬,或朴实平易,娓娓动听,或尖锐泼辣,笔锋犀利,或亦庄亦谐,幽默风趣;就谋篇布局来看,或画龙点睛,即事生议,或层层剥笋,因果论证,或波澜起伏,多侧面展开,或以书信式、自白式,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妙笔生花,不拘一格,让人美不胜收。

(选自刘根生编著《新闻评论范文评析》) 二、梁启超与《新民丛报》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章1 400万言,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曾用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四十余个,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宣传家之一。

《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是改良派在境外的办报实践之一,梁启超担任主编。《新民丛报》的命名,取意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他的脍炙人口的长篇政论文《新民说》,强调“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大力鼓吹人们都要摆脱封建奴性,树立独立、自由和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激励人们都要具有“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等奋发图强、积极向上的精神。

前期的《新民丛报》发表了许多高谈革命的文章,着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学说,言论激进,对中国知识界发生很大影响。但是,自1903年底梁启超赴美洲游历考察以后,公开宣布不再谈革命,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言论变得“柔声缓语,形同妇妾,梦绕大清,心恋小丑”。《新民丛报》于1907年8月停刊,共出版96期。

三、《奴隶与盗贼》评析(肖燕雄)

这篇发表于《新民丛报》的时评只有154字。揭发事实,指斥丑态,抒发爱国热情,确属佳作。

言论开头概写新闻事实,然后精湛地刻画了慈禧在外国人面前恭顺备至的丑态,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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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把慈禧骂得痛快淋漓。接着举了两个事实论据,进行揭发印证。随即笔锋一转:“民间如顺从朝旨乎,则奴隶而已矣。”紧接着深入一层:“奴隶犹可,两重奴隶,何以堪之!”就是说,人民若是顺从了,不仅是清廷的奴隶,而且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隶。下面,对偶并举,进行第二重意思的分析,朝廷把百姓推入了非奴隶即盗贼的境地,真是太可悲了。文章层递思路非常清楚,感情充沛,批驳有力。

(《百年新闻经典》,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四、有关《台上他讲,台下讲他》

这一篇短评,原载1982年10月19日《四川日报》的《巴蜀小议》栏目,荣获1982年全国好新闻作品奖。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是我国“拨乱反正”的时代,党内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是其中重要一项。《台上他讲台下讲他》就发表在“拨乱反正”进行中、整党开始前(1983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工作)的特殊时期。文章发表不久,整党就开始了,可见作者的政治敏感性和新闻敏感性。

14.外国评论两篇

教学指导

车文明

这是一篇社会问题专栏文章。社会问题专栏涉及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对社会生活问题方方面面的报道、分析和评述。与政论类文章不同,社会问题专栏的文章大多成文自由、文风多变,以批判性文字居多,是深受读者关注的一类专栏文章。

《车文明》一文主旨在于抨击文明社会里的冷漠心理和野蛮行为,感慨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中伦理意识的淡薄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行文间渗透着浓浓的悲哀,透露出深深的人文关怀。

自古以来,人们总是以各种标准定义“文明”一词,如石器文明、青铜文明、宗教文明、科学文明、精神文明等等。尽管所指不同,但是每一种文明都是与“野蛮”对立的,而对人际关系和伦理的重视,则是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篇评论的标题,作者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和人的野蛮行为解读成一种社会文明,显示了对这类社会问题的莫大讽刺。可以让学生结合全文理解标题“文明”中蕴含的讽刺意义。

文章共6段,细描慢叙,有张有弛,没有大篇幅的摆事实讲道理,没有枯燥乏味的号召或警示,却能触动人们心底的弦,发人深省。

文章一开头,用纯白描手法简述新闻事件,点明评论的由头。结句处的“特意”,点明了母亲的“用心良苦”。

第2段是对当时情形的细描:“严密的铁丝网”“清晨微暗的高速公路”“拿着奶瓶”的小孩儿“蹒跚地走着”,三言两语勾勒出一幅凄凉的情境;“时速100公里的汽车”“嗖嗖地”“飞过”,形势的危险和事态的紧急跃然纸上。

第3段发表议论,普通的母亲即便在形势所迫下扔掉孩子,也会尽量保证孩子可以生存,但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却将幼小的孩子扔在高速公路上,“无异于把孩子扔到野兽笼里,任虎狼吞嚼”。这样野蛮的行为,“令人毛骨悚然”;这样冷血的母亲,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

如同我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生产工具的不同是划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自己时代特征的文明成果。就像石器时代诞生石器文明,青铜时代造就青铜文明一样,汽车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家”以外的私人空间和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小汽车文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第4段解释了“车文明”的由来,以一句“人们常说:‘小汽车文明,造成了品性的堕落。’”将主题深化,把问题引向本质。(这一段与标题照应,也是将普通的新闻事件做理性的思考,点明文章的主旨。)“争车速,出丑态,吐痰,丢烟头,平时干不出的,在小汽车里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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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似乎成了现代人放浪形骸的工具,而紧接着一句,“这个孩子的母亲,不是同丢烟头一样,把孩子抛出车外了吗?”一个母亲,把自己的亲生孩子,像“丢烟头”一样丢掉,充分暴露了孩子的微不足道,母亲的漫不经心,似乎是信手拈来的一笔,却写尽了世态炎凉。

第5段引《瑞典神话现代版》的一个故事作为材料论据,佐证本文的论点:这个社会缺乏对人的热情与关怀,到处充满着冷漠与无情。此处引导学生注意论据的使用。

最后一段,意味深长的一句“富士山麓那么冷,即使不被轧死,也会被冻死吧”,一语双关,不激烈,却是让人心凉如水。

全文以“车”为线索,阐述发生在“车”周围的种种冷漠的野蛮的行为,并对其发表评论,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应该正视的道德缺口。文字从容,开阖有度;节奏流畅,快慢自如;感情内敛,含而不发:这些都值得学生认真体会。

我们一定是疯了

这是一篇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主旨在于批判部分美国人滥用枪支的社会现象,发出警告,引起公众的重视。与美国大多数报纸社论相同,本文也是以批评和攻击为主论调,是一篇典型的批评性评论。

美国的枪支管理问题有着很大的争议,对此问题的批评也屡见不鲜,因此就选题的新颖性和立论的深度而言,《我们一定是疯了》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本文却在众多新闻评论中脱颖而出,并摘取了1985年美国新闻界最具影响力的普利策新闻奖桂冠,应该是得益于其别出心裁的标题、独特的立论角度、别具一格的批驳方式、直截了当的文字以及尖锐率性的文风。

“我们一定是疯了”──这句话在标题、开头和结尾中一共出现了3次。(可以结合全文理解这句话在表意上的作用和结构上的表达效果。)标题的使用,给人一种新鲜突兀的感觉,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怎么疯了?”“我们疯在哪里?”以这种形式吸引受众眼光,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导语中再次强调“我们一定是真的疯了”,是对标题的强化,“真的”一词更加深了读者的印象。结尾处再次呼应,既使文章浑然一体,结构完整,又让读者对其“疯”的所指有恍然大悟之感。

从立论的角度来看,作者的落脚点是:我们有枪支管理的法律,但是却得不到严格的执行,使得大多数人受少数喜欢玩枪的人恐吓。(在深入阅读和参与讨论的前提下,让学生概括本文的论点,体会不直接点明论点的巧妙之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个论点明确提出,而是罗列由于枪支泛滥引起的大量伤亡事件,最终归结成一句:“我们一定是疯了。”这样给读者留下更多理性思考的空间,引导人们对困扰美国多年的枪支管理的顽症进行关注。

对于“美国人熟视无睹大量伤亡事件的发生”,作者用轻描淡写的“因为一些人喜欢枪并且在买枪时并没有深思熟虑”一笔带过,故意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说得云淡风轻,似乎无关痛痒。这是作者的算计,是有意摆出的姿态,用以和下文形成对比,使讽刺意味更鲜明。

詹姆斯·奥利弗·休伯特的例子很显然是评论的由头,在这里进行点名的批评并不是针对这一人一事,而是因为它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以这种典型事例作为事实论据,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

对于那些喜欢用枪“演绎疯狂”的人们,作者很含蓄、很善解人意地称他们“枪迷们”,这可以看做一种媒介用语。所谓“媒介用语”在中国很常见,以两国首脑会谈为例,如果报道中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极为亲密友好的会谈”,那么这次会谈应该是进行得很顺利,双方尽欢;如果是“亲密友好的会谈”就差了一点儿,说不定只是勉强达成共识;如果是“友好的会谈”,那就说明会谈进行得不很顺利了。但是在这里,“枪迷”的说法就不只是新闻用语那么简单了,它是作者对那些野蛮的滥用枪支的人的讽刺和挖苦。“枪迷”是他们自我安慰、自欺欺人的称呼,作者就用这个称呼代表这一类人,对他们可能提出的辩护一一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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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与实践

进行激烈的论战和攻击。这个环节很精彩,是整篇社论的看点所在。作者分饰两角,一方面模仿“枪迷”的口气,对自己拥有枪、使用枪进行辩护,提出各种强词夺理的理由;一方面极具针对性地进行毫不留情、尖锐泼辣的批驳,体现出强烈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让人拍案叫绝。

整篇社论的语言很有特色,有几处给人印象非常深刻。 “但我们颇感孤独的是,我们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一个公民在家里万一遭到突袭时需要轻型武器的拓荒地区。”这一句充满了无奈和自嘲,“突袭时需要轻型武器”显然是“枪迷们”拥有枪的“正当”理由。

在列举了一串休伯特的犯罪事实和数字后,用“解气”来形容射穿他胸膛的子弹,并且说“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还有,“所谓的自我辩护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样的说法在国内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正是这种直截了当的评论,使文章更有力量,体现了作者的个性。

文章有好几处设问和连续的反问,构成了多变的语言风格和紧迫的张力,每一个问题都直接叩问人心,引起读者的思考。

“每天有60个美国人死去──每一天──在这个国家死于手枪下。”对“每一天”的强调,体现了深深的悲哀,并与前文的“熟视无睹”形成对比,在这里,作者不再“玩世不恭”,而是沉重的叹息。

思考与探究

一、《车文明》针对的是怎样的社会现实?作者为什么取名为“车文明”?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理解文章的中心以及一些重点语句的深刻含义。

《车文明》针对的是所谓文明社会里伦理道德的淡薄或丧失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无情。

作者取名为“车文明”,首先因为汽车的使用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文明;其次是新闻事件中的孩子是用车载着像“丢烟头一样”被遗弃在高速公路上,而且“蹒跚”在高速行驶的车辆之间却不被人理会;第三是面对母亲的野蛮行为以及过往行人的冷漠,其“文明”还蕴含着强烈的讽刺。

二、阅读《我们一定是疯了》,回答下列问题。 1.文章的标题、开头和结尾给你怎样的印象? 2.评论中间模拟枪迷们的口吻说话,有什么作用? 3.作者是用哪些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 本题旨在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该文的写作特色。

1.答案可依个人理解而有所不同,大致是:给人一种突兀感、新鲜感,让人急于知道事情的答案;标题、开头、结尾反复照应,强化并深化读者的印象及思考,而且这种照应使得全文浑然一体,结构完整。

2.模拟枪迷们的口吻,让他们站出来替自己申诉理由,进行辩护,一方面可以直接展示枪迷们的强词夺理,滑稽可笑,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批驳直截了当,富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3.作者用詹姆斯·奥利弗·休伯特的典型事例做事实论据,同时使用数字论据,证明滥用枪支造成的巨大危害。

三、根据上下文,揣摩下列语句的含义。

1.这个孩子的母亲,不是同丢烟头一样,把孩子抛出车外了吗? 2.富士山麓那么冷,即使不被轧死,也会被冻死吧。

3.但我们颇感孤独的是,我们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一个公民在家里万一遭到突袭时需要轻型武器的拓荒地区。

4.每天有60个美国人死去──每一天──在这个国家死于手枪下。这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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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与实践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根据上下文揣摩一些关键语句的深刻含义。 对这些语句的理解可参考“教学指导”中的相关内容。

相关资料

一、《朝日新闻》与“天声人语”

日本有著名的三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

《朝日新闻》于1879年1月25日在大阪创刊,现总部设在东京。在政党报纸盛行时,它以不偏不党的中立面目出现,奉行“企业本位”方针和“报道第一主义”,重视向国内外派遣记者,努力采集独家新闻,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朝日新闻》奉行的纲领是:立于不偏不倚之地,贯彻言论之自由,为民主国家之建设和世界和平之确立做贡献。本着正义和人道精神,为国民之幸福献身,排除一切行为和暴力,同腐败势力做斗争。公正而迅速地进行真实报道,评论要持以进步之精神,务期公正。时刻不忘宽容之心,重视品格和责任,尊重清新而笃实之风。

《天声人语》是《朝日新闻》中的一个固定专栏,已经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内容涉及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时事性强,堪称日本社会的一面镜子。

二、普利策新闻奖

1917年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的遗愿设立,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现在,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已使普利策奖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奖项。一百多年来,它一直以新闻的公正、客观、准确以及自由的精神作为其评选的准则,获奖作品更是因其直面社会政治、世道人心而成为新闻写作的范本。

从传统上看,西方新闻界以报道不寻常事件为主要任务,因此,“这就是新闻──全是坏消息”成为主导性的报道模式。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也是一样。据研究,获奖新闻作品一向以揭露性新闻为主,在1917~1990年的580个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另外40%奖励有关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政治、自然灾害、国际诸方面的报道。

三、理查德·艾里古德(Richard Aregood)

1942年12月31日生于新泽西州,1966年任《费城每日新闻》记者,1974年任社论撰稿人,1979年任社论版主编,1985年获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优异服务奖。他的社论以抨击猛烈和毫不妥协著称。文章直率而有说服力,简洁而具可读性,有时又谈笑风生。《我们一定是疯了》谈及多年来美国的热点──枪支管理问题,其导语和结束语是典型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艾里古德式的写法。

四、《我们一定是疯了》评析(谭云明)

普利策奖的作品总是别具一格,理查德·艾里古德的这篇社论也不例外。首先标题给人以突兀之感,而导语和结束语又恰是标题语,首尾呼应。这种不拘章法的写法似乎使人摸不着头脑;然而正是这种奇峰突起的“突兀”,更能激起人们的阅读欲──“我们怎么发疯了?”以此引导人们对困扰美国多年的枪支管理的顽症进行关注和理性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用心良苦的技法之所在。(选自《百年新闻经典》)

实践 教学建议

一、本次实践有三项参考活动,因为最后要有小组内的自评或互评,所以可以考虑以小组为单位任选一项完成。不妨几位同学共同以同一事件为依托发表评论,这样最后可以有个比较和借鉴。

二、这次实践全部要求是完成简短的评论,因此不宜过长,应该既简练而又有新意,能够有理有据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要注意在适当的位置提出新闻事件,这是新闻评论的最基本要求,与以往议论文写作的差别也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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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与实践

四、评议阶段不能省略不做。可以以小组为单位,先互相传阅各自的文章,然后进行自评反思(可以从同学的文章得到启发),最后互相评论。互评时以赞扬为主,可以选自己认为有特色的文章或某些内容作重点评析。

相关资料

一、简练易出好评论(李一军)

郑板桥的竹,七八画,便形神兼备,有血有肉;齐白石的虾,三五笔,即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此即简练的妙处,简趣也。新闻评论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天天出现,也要让其具备类似的竹趣、虾趣,以吸引和感染更多读者、听众与观众。

一、有感而发去陈言。优秀的新闻评论与人类其他优秀精神产品一样,都是作者感受的外化、感情的爆发,是心声的自然流露,“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有感而发,才会写出真情实感,写出真知灼见。否则,“为赋新词强说愁”,只会是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或者东抄西摘,人云亦云,满嘴套话。所以鲁迅有训:“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韩愈也曾说过:“唯陈言之务去。”

二、有的放矢射靶心。箭再尖、弓再强,如果漫无目标地乱放一通,那只能是白花力气,什么也不会射中。新闻评论即使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如果没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那也会作用大减。读者常常发现,针对性“越弱”的评论往往占篇幅越长,因为评论目标不明,只能是满篇大话、空话、套话、闲话,浪费笔墨折磨受众。这里的“有的放矢”与上述的“有感而发”虽然都突出一个“实”字,但有感而发强调的是“实在”,即感情真实性,属文风范畴;而有的放矢强调的是“实用”,即现实针对性,属选题范畴,区别还是明显的。目标不但要有,而且越具体越好,这样易于集中火力击中要害,正所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发表于1982年12月1日《广西日报》的《鼓掌也要“动员”吗?》,全文290字,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电视综艺节目录播厅、电视直播文艺晚会、各种流行歌曲演唱会以及有领导发言的大会小会,哪一种场合不是如此这般地“动员”观众、听众“给点掌声鼓励”呢?令人厌恶又无奈。评论将这种人们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现象上升到“炮制虚假尊重,违反实事求是”的高度来抨击,具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和举一反三的指导意义。

三、大中取小小见大。如果说“有的放矢射靶心”侧重于选题找目标,那么“大中取小小见大”则侧重于立论选角度。同一事物,有很多侧面,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分别以自己的表象表现本质。选择一个最恰当的小角度做文章,可以避免面面俱到,从而评得简练,评出新意。“大中取小”就是从受众普遍关注的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大话题中,抽取一个小话题进行解剖;“小中见大”即这个小话题“一滴水见太阳”,表现了深刻的主题思想。

四、精选论据一当十。新闻评论冗长,往往与论据运用过滥、材料剪裁不当有关。或者叙述过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或者旁征博引,叠床架屋,堆砌论据。其实,“动人春色不在多”,对论据的“充分”要求,主要是从质的方面而不是从量的方面提出的。论据只要典型、有特色,能说明论点,就能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反之,如果论据一般化,缺乏代表性,甚至驴唇不对马嘴,论据与论点脱节,那么,用得再多也无济于事,只会起反作用──—浪费媒体的有限版面,浪费受众的宝贵时间。

五、精辟议论走捷径。论证即用论据证明和说明论点的过程和方式方法。论证的方式方法很多,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只有运用恰当与否之别。郑板桥主张“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邓拓十分赞赏郑板桥的画,赞其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着墨无多而形神兼备”。高明的评论作者论证论点时总是舍繁就简,尽可能运用最简易的方式,简化论证过程,使评论既篇幅短小又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既吸引受众接受又便于受众理解。

六、开门见山点到止。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反对不正文风:好为人师卖弄学问,不着边际夸夸其谈,转弯抹角愚弄受众;二是反对八股格式:开头戴高帽子、中间摆大摊子、结尾穿长靴子。事实上,很多评论篇幅压不下来,就因为里面有太多空话、大话、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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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与实践

话、闲话。我们应牢记邓拓的经验之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开门见山„„尽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话删去。”(选自《新闻战线》2001年第10期,有删节)

二、试论新闻评论说理的艺术(谭梦)

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评论这一重要体裁已经发展到了成熟期。尤其是近些年,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各种媒体,都极为重视新闻评论的运用,随时配发各种评论或开设各种类型的新闻评论专栏,通过对当前新闻事件、重大问题发表议论引导舆论。反应之迅速,形式之多样,话题之广泛,前所未有。但是,新闻评论的说理依然存在着讲大道理、老道理,说空话套话,不能和当代读者直接交流,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说教有余、亲切不足,呆板有余、生动不足等缺陷。而社会的不断进步,必然带动读者阅读品位的提升,不可能再信服大而化之、浅淡无味的或板着面孔说教式的评论。因此,新闻评论的说理,必须适应读者阅读的变化,常写常新。

新闻评论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因此,如何使评论深入人心,从而起到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社会舆论,交流思想,帮助人们洞察新闻事实的本质等作用,是新闻工作者必须研究的问题。

新闻评论是说理的。这个理能不能说服人,不仅在于理的根基正不正、牢不牢,还在于它的表现形式能不能让人赏心悦目,心悦诚服。提高新闻评论的说理艺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一)巧选切入点,让说理深入人心 刘勰说:“论如析薪,贵能破理。”认为写文章犹如劈柴,可贵之处在于能准确地劈在纹理上。从这句话中,我们能总结出一个看似浅显其实深刻的道理:新闻评论写作的切入点如同劈柴,找准了要说之理的“纹理”,用巧妙的方式切入,就能使评论别开生面。

新闻评论写作惯常的说理方法,大多是从正面展开,用单刀直入的方式,紧扣主题,开门见山地议论,以使评论的战斗性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是这种评论方式往往过于生硬、武断,甚至容易使读者产生逆反心理。其实,为了突出论点或达到某种效果,一些评论的切入方式完全可以变一变。比如采用反方向切入,对所评论的对象,想要贬抑却由褒扬切入;想要褒扬却又由贬抑切入,然后,再将理娓娓道来。这种反向作用能使读者在潜意识下认同论点,一点点地将理烙入人心。

以几年前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为背景,许多媒体对此事发表评论,但多数评论由于切入方式单一而让读者有一种“泼冷水”式的生硬感觉。而《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国的策略》,则采用了反方向切入法,收到了较好的引导效果。文章开头说: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中国驻南使馆。几天来,中国举国激愤,人们以各种方式昂起不屈的头颅,喊出心中的愤怒。”

欲使动为静,先对动给予肯定,与当时的整体环境相吻合,表明评论者与民众所思所想是一致的。第二段:

“这一次,中国人民在表达悲愤的同时,也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成熟的责任感和理智。一个国家的力量必须体现在其国民精神素质的层次上。这种精神素质是一种综合体,既体现在不受欺侮的尊严感,也体现在冷静理智的行为方式和深入敏锐的思考能力。”

继续肯定中国人民表达出的悲愤之情是合乎常理、理所当然的。但同时从“精神素质的层次上”切入,由浅入深地将人们的这种情感引向冷静深入的思考,然后进一步从大战略目标切入,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

“在重大的国际争端中,一个国家要清醒地确立若干政策目标,并努力保持促成实现政策目标的耐心,在许多问题上,希冀毕其功于一役是不现实的。”

用理性的词句,婉转的写法,批评了不冷静者的过激行为。接下来,评论又以事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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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阅读与实践

用巧妙的说理艺术,把我国在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应制定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一个个摆出来,让人们知道,只有完成这些目标,我们的综合国力才能提高,我们才能真正地在国际争端中说“不”。

切入方式上的求新,不仅帮助读者解惑释疑,认清了事物矛盾的本质及发展趋向,还产生了一种正向引导力,引导人们把悲愤化做动力,投入到振兴中华的实际工作当中去。

(二)用真情实感为说理增色

评论的特性是直接亮明评论者的观点,公开赞扬什么,反对什么。这个特性决定评论必须说理,要分析、论证,要有评价和议论。这个特性也容易使新闻评论特别是重要的时评政论,给读者留下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端庄大方、不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却又浅尝辄止,甚至是枯燥、呆板、官腔十足的印象。《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曾指出:“思想、激情、文采是评论必备的要素,三者缺一不可。缺乏思想,就没有灵魂;缺乏激情,就苍白无力;缺乏文采,就难以卒读。”

由于理与情之间内在的一致性,评论在说理中一旦注入情感,赋予说理以感情色彩,便可增加亲切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从而使道理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有些光依靠说理不易被人们接受的问题,情感还可以起催化作用。笔端常带感情,也可以在用道理武装受众的同时,给予健康、高尚的感情熏陶,净化人们的情操。

首先,作者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写评论时,要让自己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交汇,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力求与读者达到心灵的沟通,绝不能以势压人,盛气凌人,否则会让人望而生畏。1942年毛泽东在写给《解放日报》的一篇阐述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政策的文章中,就是把自己放在了和读者平等的位置上表明观点: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讲的虽是道理,却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指令性语气,没有板起面孔教训人,而是像朋友之间在谈心,因而读者接受起来也更容易。

其次,评论说理的表现手法可以多样化,甚至可以借助杂文、散文等善于表达思想感情的体裁,在不失说理特性的前提下,使评论迸发出新的活力。杂文、散文虽然不属于新闻文体,但它们精悍、犀利、活泼、隽永,曾被人称为“文艺性社会评论”和“时评政论”。散文的抒情性,更可以充分表达出人的感情,让人在情感的交流中,达到心灵的沟通。古人说,文贵情真。评论要摆脱枯燥呆板、官腔十足的束缚,也只有以真情实感来打动人心。而杂文、散文的一些表现手法则有助于使真情实感在新闻评论中更充分地表现出来,给说理带来生机。

再提《中国的策略》,它就借用了杂文的“精悍、犀利”,全篇文章不过千余字,不拖泥带水,却激情饱满且诙谐犀利,痛快淋漓。

“种种迹象说明,美国和北约所犯的是蓄意谋杀罪,但他们力图将其淡化为‘过失杀人罪’,且看美国和北约能提供什么证据。一般来说,如果老老实实把所有资料和盘托出,一两天足矣。时间长了,恐怕就有鬼。这里不妨提醒一句,如果美国和北约有销毁、隐藏、伪造证据的举动,一旦败露,就会把自己实实在在地钉在‘无赖国家’的名牌下。”

这样评论的效果则是读后让人感到是遇见了能一吐心声的知音。而最末一段:

“什么样的军队是敌人最害怕的?徐行如林,不动如山,严整不哗,进退自如,收发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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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军队,才是任何人不敢轻犯的。我们以这样的严整阵容,向一切怀有敌意者昭示,试看哪个‘鬼子’敢进‘村’!”

这又是一种既浪漫又抒情的散文笔法,创造了一个如豹尾般的新闻评论结尾。 (三)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让说理更生动

新闻评论的目的是以理服人。而空洞、呆板的言辞会使道理大打折扣,尤其是带有说教口气的语言,更让人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产生抵触情绪。所以,语言的恰当运用对评论的说理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在不同的背景下,对不同的事,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进行说理。语言文字运用得当,评论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否则,不会“说话”,有理也未必能让人心悦诚服。可见,语言的生动形象是使读者引起阅读兴趣从而接受观点的一个重要手段。

新闻评论说理的成败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活力的大小。以《人民日报》刊登过的一篇评论《难题招标》为例,它的语言活力表现在:一是生动的口语,如:“检查团也有全心全意为基层服务的,对于这样的检查团,老百姓把巴掌拍痛了也高兴。老百姓翻白眼的,是那种似鹤实鹰型的检查团。”如果说成“„„老百姓完全拥护。老百姓反对的是„„”味道就大不一样了。二是机智的警语,如:“„„具有候鸟的功能,有着深奥的择时性和择向性„„一旦某些欲望得到满足,便叼着‘服务’得来的果实飞走了。”对那些打着美丽招牌、实际上满怀贪欲的检查团,可谓入木三分的刻画。

应该说,新闻评论的写作是一种说理艺术。正确把握这种艺术表现的方式,并假以巧妙的角度、丰富的感情、灵活的方法、生动的语言来讲道理,真理便可笑而谈之。

(选自《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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