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的仁政思想和进取精神，道家的超脱世俗和佛教的圆通自在，在他身上获得了融和。大抵在仕途腾达时，儒家思想为主导；贬官流放时，佛、道思想占上风。他在《超然亭记》中说：“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译文：不论到哪里，没有不快乐的，因为他遨游于世事之外。）正是这种源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使他得以超然物外，随遇而安。历经磨难而不颓唐丧志，身处逆境而洒脱自若，即使在最倒楣的境遇中，他也能找到乐趣。例如他在岭南所作的《食荔枝》诗中写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多次的贬官流放，使他增长了阅历，开阔了眼界，从而丰富了文学作品的题材内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融通，也有利于他形成自然豪放的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是一位罕见的通才。他的诗词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又是大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而其造诣与影响，均在黄、米、蔡之上；他还是北宋文人画的代表画家之一。
苏轼的书画美学和文学理论一脉相通，他的特色有：
艺术构思——他主张作画要“胸有成竹”，写诗要“默稿在腹”。
艺术追求——他主张超越形似，以求传神：“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见解近乎儿童）”，“诗画本一律（相同），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
艺术境界——他倡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艺术风格——他崇尚自然，称赞欧阳修的书法“有自然绝人之姿”（《跋刘景文欧公帖》），要求文章“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答谢民师书》）。
美学理想——他倡导绘画要“得之于象外”，书法要“妙在笔墨之外”，而诗歌则求意在言外（见《王维吴道子画》、《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虽然也认同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他对道和文的阐释，却别开生面，自成体系。苏轼的道并非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是融通儒、道、佛三家之道。同时，他认为“圣人之道”，“皆出于人情”（《中庸论》）。这就为文学从传道转向抒写人性和情感，敞开了方便之门。苏轼主张“作文先有意”（见周辉《清波杂志》），就是说写文章要先有思想酝酿，确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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