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作者：左卫涛 张琼丹 来源：《商情》2013年第16期

【摘要】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进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本文在归纳社区治理模式的基础上，着重对武侯区流动人口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加强合作治理，以“多元协作式”管理推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区治理 多元协作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转型的新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全面履行其职能，然而政府并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展开社会管理，需要在充分尊重社会自主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就此而言，社区治理，特别是社区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对于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演进

社区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文选取公民社会成长与政府职能转型作为分析这一动态发展过程的两个维度，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其归纳为以下三种模式：

（1）国家控制社会模式。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典型的国家控制社会模式。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负责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十分弱小，社会组织基本上没有生长空间。这种模式产生于政府依然十分强大，而社会发育仍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政府强制权力推动社区建设，快速弥补单位制解体后的管理真空，但从长远来看，它不能提供社区发展的可持续动力。

（2）社会参与国家模式。传统观点认为，国家与社会是零和博弈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米格代尔、奥斯特罗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存在合作与互补的关系，二者是互相形塑的。

（3）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正是基于对参与治理的反思与超越，合作治理成为我国社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因为合作治理“以平等主体的自愿行为打破了公众参与政府过程的中心主义结构”，“不仅拒绝统治型的集权主义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也不赞成旨在稀释集权的民主参与型的政府中心主义取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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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社会管理，不仅强调政府的社会管理，而且也强调社会的自治管理。本文以成都市武侯社区流动人口管理为例，分析合作共治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所在，并期望通过探讨政府与各种社会组织、公民之间合作互动的各种可能性，进一步推动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二、成都市武侯社区流动人口治理模式

武侯区是成都市流动人口众多的社区，但一直以来，由于各民族杂居，导致流动人口登记不完整，社区日常管理工作难度大。近年来，为了实现对社区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武侯区先后成立了“住房出租管理协会”和“流动人口党支部”。依托住房出租管理协会，将房东由“被管理者”变为“参与者”，形成出租房东、流动人口、社区民警和户口协管员“三位一体”管理模式；依托流动人口党支部，保障流动人口党员在异地也能过上组织生活，并带动全体流动人员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实现同城待遇。

武侯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强调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实现流动人口的多元化管理。在政府层面，成立了武侯区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作为独立的职能机构，享有独立的编制和预算；在社会层面，积极引导建立了“房东协会”等社会组织，积极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社区层面，积极建立分会，并通过暂住证登记制度，将外来人口纳入社区化管理体系；在流动人口中，通过“流动人口党支部”，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核心凝聚作用，让外来流动人口从过去的单纯“被管”成为管理者的一部分，逐步实现外来流动人口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这四个层面的互动与协作，从本质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通过剖析武侯区流动人口管理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多元协作式”社会管理格局正在逐步成型。社会管理创新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基层政府，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者与合作者。 三、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在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背景下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首先要以政府职能转型为前提，同时，在实践中，由于社区公共事务具有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的特征，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包揽所有公共事务。因此，社区治理应当是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成员与政府的合作治理。合作治理的创新价值在于：

第一，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介入，打破了社区传统自上而下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减轻了政府部门日常行政工作的压力，并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促进社区稳定；

第二，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让他们民主地表达意愿，提高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动力，同时，政府也相应地做了回应，这正是基层民主能够得以有效开展的关键。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区建设“从一开始就是完全由政府推动，所有的政策、措施源于政府，始于政府，选择权也完全在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制约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通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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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协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这是由社会需求和政府能力决定的。面对转型社会的常态问题和风险社会的非常态问题，单一的政府统管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变革的社会需求，尤其不适宜处理常常要超越组织边界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慧风.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9，（9）.

[2]张康之.论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J].行政论坛，2008，（6）. [3]丁元竹.社区与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与方向[J].学习与实践，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