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从叙事方式到人本关怀

口述历史

从叙事方式到人本关怀

口述历史作为现代学术概念引进中国以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口述史著作，越来越多的专业、半专业和非专业人员加入了口述历史的撰写队伍，还成立了不少口述历史的研究机构，采用口述历史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也日渐增多。口述历史大有成为显学之势。但在繁荣的背后，还有一些基本的热点问题一直存在，比如究竟应该从什么角度认识口述历史的理论内涵才能使其更加有益于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如何认识口述历史的访谈方法，如何处理访谈资料，以及如何构建研究者和口述者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口述历史的质量和发展都会受到影响。本文试图从口述历史的概念内涵和发展背景出发，揭示其作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本质属性及其核心特质，以期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视角。

一 口述历史的多层次内涵

中国学界对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定义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尽管概念本身看起来浅显易懂，一目了然。

有学者[1]曾总结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将口述史学作为一种与文字史学相对的新的史学形态。于沛认为“口述史学又称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2]；杨祥银认为“口述史学是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收集、保存和传播即将逝去的声音，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对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学科”[3]；杨立文[4]等都持此观点。第二种是将口述史学视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如孟庆顺认为“口碑史学，也称口碑史料学、口头史学、口述史学等，就是借助现代化手段，运用人们口头流传的历史资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5]；曲彦斌认为“现代所谓的‘口述史’或‘口述史学’……是以同被访谈者有目的的访谈的录音、录像所记录的口述资料，作为构建或复原历史原貌的重要史料文本的一种科学方法”[6]等。第三种是兼有以上两种之意。如张广智把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学科和新方法”，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实际上是通过有计划的访谈和录音技术，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获取第一手的口述证据，然后再经过筛选与比照，进行历史研究”。[7]

上述分类及所引定义大多把口述历史称为“口述史学”，很显然是站在历史学科建设的角度说的，名称已经改变，无怪乎内涵也基本局限在历史学科的范围内。另外，这三种定义也可以认为是两种，第三种相当于前两种的相加。

在上述两种之外，还有两种定义也持之者甚众。一种是把口述历史理解为“通过口述访谈得来的档案和记载”，如岳珑认为“口述史，即口头历史，就是将储存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经历，用口头表达的方式，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经过整理形成文字材料”。另一种是将口述历史视为对口述访谈素材整理和研究的历史著述，如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8]。

很多学者认为上述这两个定义应该严格区分，第一种应该称为“口述史料”，第二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对此论述得比较详尽的是左玉河，他说“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并强调“口述史料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9]。他认为经过研究者“加工和研究性创造”的关于口述史料的著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

不仅是中国，西方学界对口述历史概念理解的分歧也是渊源有自。继承内文斯的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10]著名国际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认为：“口述历史是关于人们生活的询问和调查，包含着对他们口头故事的记录。”[11]（Yang，Li-wen，1987）[12]另一位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则认为“简单地说，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13]。朱蒂诗·莫耶尔认为“口述历史是运用录音、录像、访谈转写等技术对个人、家庭、重大事件、日常生活等历史信息的收集和研究”[14]。可见有的侧重于原始史料本身，有的侧重于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所以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前主席Linda Shopes说：“口述历史这个概念的不准确性让人疯狂，它一度表示特定文化授权的传统承载者对过去事件的正式的复述，它也表示家庭成员、邻里同事之间关于‘过去’的非正式谈话，它也表示已经打印出来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经历的故事的汇编，它还表示对某些可能有重要故事的人的访谈的记录。”[15]

在上述观点中，对个人口述记忆的访谈、收集其实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尽管他们没有用“方法”这个词。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Janesick在为《牛津质性研究方法手册》撰写的《口述历史访谈：问题和可能性》一文就是这样定义口述历史的：“我使用的口述历史术语是指对那些事件亲历者的故事和回忆的收集。”[16]把口述历史看作一种研究方法的学者很多，特别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为此，还有学者特别提出了“口述历史方法”（Oral History Method）以明其属性。

综上，口述历史内涵的多义性大概包括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四个不同的层次，本文用图1来表示，并予以具有区别意义的名称。[17]

图1 口述历史内涵的四个层次

关于这个图形，有两点说明：（1）从下到上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下面越具体，上面越抽象；（2）从下到上也体现了观点持有者数量的变化，下面观点持有的人多，上面的观点持有的人少。

实际上很多学者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承认口述历史具有多面属性。前面所举于沛、口述历史协会前任主席Linda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多国际口述历史研究机构也是这样说明的。如口述历史协会

在口述历史的《原则与实践》中则清楚地说明“口述历史既指记录和保存口头见证的方法，也指这一过程的产品”；美国马里兰州塞西尔镇历史协会（Historical Society of Cecil County）称“口述历史是通过访谈人们、社区和过去事件、生活方式的参与者而收集、保存、解释历史信息的一种方法”[18]。又说“口述历史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保存历史的方式”。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这一点正是本文打算详加阐述的方面。

对于口述历史的特征，有的学者概括为叙述性、客观性、社会性，内容的广泛性和完整性[19]，有的分别论述了它的主观性、客观性[20]、叙述性和其他特点的关系。这些分析有的概括准确，有的还需斟酌。本文无意对口述历史的所有特征进行逐一辨析，而是希望抓住它最根本的特性。叙述性或曰叙事性无疑是口述历史最为基本的特性，这也是它无论作为历史还是作为质性研究方法的基本存在形态。

二 从生活史到口述史：一脉相承的叙事方式

无论是在叙事的谱系里，还是仅就历史而言，口头叙事这种方式都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这一点中西方学者业已举出很多例子，比如荷马史诗、中国早期的部落战争传说、《史记》对口述史料的引用等等。所以汤普森说，口述史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21]。

现代口述历史的形成，人们习惯于从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算起。但是作为一种质性的、关注普通人生活的叙事性研究方法，在历史学家开启口述史概念以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开始使用它了。汤普森就说：“口述历史的方法也被其他学者使用，特别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只是他们不把自己视为历史学家而已。”[22]

这种方法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那里叫作“生活史”（Life History）或“生活故事”（Life Story），汤普森口述历史的奠基之作《过去的声音》里专门讨论口述历史方法的一章就叫作“生活

故事访谈指南”（The Life-Story Interview Guide）。在口述历史概念出现以前的二三十年里，使用生活史方法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最早使用生活史进行研究的是人类学家Goodson。1906年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巴瑞特完成了他收集整理的美国土著首领的传记《杰罗尼莫的人生故事——S.M.巴瑞特记录编辑》（Geronimo’s Story of His Life：Taken Down and Edited by S.M.Barrett.）。然后是保罗·拉丁整理的《克拉申·桑

德：一个美国印第安人的自传》[23]（Crashing Thunder：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Indian）。20世纪30～40年代，一批采用个人生活故事为研究方法和材料来源的美国印第安人传记

相继问世。

如果说人类学家开启了使用个人生活史料的方法，那么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是社会学家。社会学领域早期最著名的采用生活史方法的例子是托马斯（Thomas）和兹纳涅茨基（Znaniecki）于1918年所做的研究《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他们主要依靠波兰移民的自传性叙述，辅之以日记和信件来探讨这些移居美国的波兰农民的经历。20世纪20～30年代，以Robert Park为首的芝加哥社会学家们大量采用生活史的方式进行研究，不仅使生活史这种质性研究方法日益稳固和繁荣，也因此奠定了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基础。这些研究包括《黑帮》（The Gang）、《黄金海岸和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无业游民》（The Hobo）和《贫民区》（The Ghetto）。20世纪30年代，克里弗德·肖的《打劫犯：一位少年犯自身

的故事》（The Jack-Roller：A Delinquent Boy’s Own Story）[24]和苏诗兰德的《专业窃贼》（The Professional Thief） 把生活史研究推向巅峰。通过和少年犯多次深入的访谈，克里弗德·肖揭示了稳

定社会中的个体被生活中发生的事一步步推向不稳定，最后沦为街头惯犯的过程。

Linda Shopes在追溯口述历史的起源时，在简要地叙述了林肯总统传记的撰写之后，就笔锋一转，说到美国社会研究者对普通人生活史的访谈。她说在早期使用口头叙述收集过去的尝试中，最为著名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联邦作者项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FWP）所记录的1000多例生活史。她说FWP的初衷和方向都是平民主义的。生活史对记录美国人多种多样的

经历和普通人在大萧条时期如何应对困难提供了最好的见证。在FWP的生活史记录中，最有名的是以前在美国南部当过奴隶的年长者的叙述。其他的叙述则分布在各行各业、各种族和地区中。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使用录音设备，是访谈者笔头记录的，可能缺乏准确性。此外，这些访谈有很大的临时性，缺乏长期归档的计划。所以Linda说，只有在最宽泛的定义下，才能把它们称为“口述历史”。

尽管如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口述历史对生活史的继承，或者说生活史对口述历史的先驱作用。正是基于口头访谈的生活史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才推动了口述历史概念在历史学领域的应运而生。社会学给了历史学使用口头的关于生活的历史性叙述的灵感，社会运动使口述历史走出记录社会精英的早期形态，而走向平民化。

三 口述历史的人本关怀

口述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兴起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口述历史如果仅仅是利用了现代的录音设备，那么它的发展充其量只是技术手段更新而已。但实际上，发端于生活史（Life History）的平民化基因及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背景赋予它关注普通人、底层人、弱势群体的叙述视角，这才是口述历史以独特的方式存在的理由。这种视角有的学者称之为人民化（汤普森），有的称之为普遍性、社会性（杨雁斌），本文则称之为人本关怀，这是口述历史另一至关重要的属性。

口述历史的人本关怀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芝加哥社会学家采用生活史的方式关注社会问题人群时，这些的社会弱势群体恰好不具备文字书写的话语权，所以口述历史这种叙事方式口述从诞生就携带了很多人文和社会关怀。普通人的叙事，大众史学、女性研究，问题群体与弱势群体（芝加哥社会学关于少年犯、小偷等研究），这些对象是引起口述叙事和口头故事的活水源头。另一个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这场反文化、反文化专制运动直接掀起了20世纪60～70年代英国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自下而上”的撰史运动，即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应当是普通人民群众[25]。长期担任芝加哥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的

Ronald J. Grele在她的《声音外壳：口述历史的艺术》中指出，由于深受特克尔的著作以及“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历史观的影响，口述历史学家开始关注那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和在历史上被剥夺权利的普通人群的经历，比如妇女、工人、移民和黑人等边缘群体。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充满着社会对抗、阶级冲突和种族关系紧张的气氛中，历史研究人员研究了美国黑人区和穷乡僻壤，以便“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人的历史”。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人自己的声音的媒介，历史将会承认黑人、奇卡诺人、女人和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对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将普通人、社会边缘和弱势人群的故事和声音记录在史册无疑是口述历史人本关怀的第一个表现。Janesick由此认为“对那些通常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的后现代解读，使口述历史有机会成为体现社会公正的课题”[26]。汤普森说，口述历史是用人民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示过去的同时，也让人民自己来建构自己的未来。口述历史是实现历史重心转移的重要手段。

口述历史人本关怀的第二个表现是承认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方法被记录，或者说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相同的历史价值。因此口述历史被认为是民主的学科，或者民主的研究方法。2017年德裔加拿大史学家Alexander Freund在北京做的加拿大口述史研究的题目就是“历史的民主化”。口述历史承认参与者的主体性，并以此为荣。通过主体性我们可以对人们的生活经验有一种新的理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的处境。底层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和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他们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或者与史学家可以确认已经发生的事情并不一致。Dollard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如果我们一旦站在旁观者的立场，那么个体就会被淹没在人群之中，我们的观念永远不用把我们带回去。如果我们总是从文化模式看问题，那么我们就认为人就是文化的一小片，就像在文化形式线上跳舞的小木偶。”自己定义的历史和被别人定义的历史并不相同。关注人本身，在一向充满大事记的历史中，普通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声音展现自己对事件的定义，这是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人本关怀的第三个表现是关注人的内心，让人们有可能在反思和共鸣中达到心理治愈的目的。普通人的口述无论是重新叙述日常生活经历，还是曾经的艰难岁月，都可以让他们仔细领会其中的

意义。口述者相当于自己把历史从里到外翻了个个，他们希望被理解成过去的有目的的行动者，他们的叙述也不易归于任何现存的类别中（Linda）。Linda把这种关注普通人的口述历史称为“故事背后的故事，影响决定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个人恩怨以及各种行为背后的动机，这些在公共历史中是缺失的”。Alexander Freund特别指出口述历史的开始与二战之后的社会发展有关，是一种心理治愈。所以实际上口述历史比史料本身包含的内容多得多，它不只是对过去的客观事实的静态叙事，而是包括人们对生活的动态的分析和解读。正如历史学家Jane Sick指出：“口述历史和见证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人们生活的深厚的描述、分析和解读，通过调查过去以理解现在。”她以女性、少数族裔和处于他者地位的人群为例，说明记录他们的故事不仅对他们自己有益，而且会使他们的后代受益。Alexander Freund也持此观点，认为“口述可以让历史亲历者的后代在记忆中成长”。这是另外一种意义心理治愈。David Thelen与Roy Rosenzweig在《过去的存在》一书中曾这样说，很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沉浸在过去，用以强化身份认同和解释经验。与此同时，他们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其他事情毫无兴趣，认为正史全是无稽之谈。对于最后这一点主观的反思的心理的动态的方面，Jane sick （2014）称之为“艺术的视角”（Arts Based Approach）。

结论

综上，本文在分析口述历史内涵的基础上，主要从叙事性和人本关怀两个角度分析了口述历史的特点。本文认为这两个特性是口述历史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和核心特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口头叙事的平民化特色与研究对象的平民化取向深刻地结合在一起，使口述历史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也为其方法论的建构提供最核心的元素，比如如何处理个体与背景/环境的关系、讲故事与理论建构的关系，以及访谈本身的性质和处理方法等问题。这些方法论问题的解决以及口述历史在中国的规范化发展都需要紧紧围绕这上述两个特点进行。这两个特点也是带动口述历史跨学科应用的原因所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