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中的赤心——读《西行漫记》有感

宋柯乐

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倾斜光滑的农田，蜿蜒曲折的地缝——陕西的乡间景象在静谧中透露着生机。

百姓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作，少年先锋队员精神饱满地在军队帮忙，红军战士一丝不苟地在红军大学接受教育——红区的人们各司其职。

工人、农民、学生齐齐涌向河边的大草地，只为去看红军剧社的演出。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无雅座，中共的领导人就散坐在观众中间——红区的娱乐生活热情高涨。

这是1936年的陕西红区景象，这是一位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红区。埃德加·斯诺在其四个月的“冒险”之旅中记录下了红区见闻，向世人呈现了一个全新的红色中国——在当时当地当景，斯诺深入红区无疑是一大勇敢之举。斯诺凭借自己的勇气向世界展现了一颗在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星。这颗硝烟中的赤心感染了无数人，也带来了巨大的轰动连带效应。

当两种文化遭遇之时，语言交流成为首要之务。当时的中国了解英语之人可谓少之又少，红区中的绝大多数又是最底层的中国百姓，说中文时都尚且带着各地浓郁的地方口音，更别说掌握英语了。面对口音各异的汉语，以英语为母语的斯诺该如何与百姓交流？斯诺没有让语言差异成为第一个拦路虎。带着英语再加一点生涩的汉语，斯诺就这样走进了红色中国。在实际交流中遇到障碍是难免的，正如斯诺第一次见到贫民会主席刘龙火时，刘的一句“hai’ pa”的方言就让他疑惑了许久。可是，斯诺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具体沟通来拉近语言方面的距离。斯诺积极探索异文化的勇气让人钦佩。

语言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显像表现。而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差异，更是横亘在斯诺与苏区之间的巨大沟壑。作为一名一直接受着西方民主自由教育的美国人，斯诺有着自己的西方价值观念，对于战争和革命都有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理解。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从资本主义价值出发，斯诺的心中有着太多类似于这样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疑惑。有着如此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即使到了红区，斯诺又能否理解中共的现状，能否分析清楚中国的革命现状？这些都是巨大的挑战。而在西方大量的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失实报道和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媒体报道影响下，绝大多数人（当然也包括斯诺）对于中共和红区更是有了一定的刻板印象——一群叛乱的刁民。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因此愈发得到强化。人总是倾向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所观察到的文化，常常把那些与他们自己所持有价值观相矛盾的习惯和信仰视为落后和野蛮。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世界相互交流尚不完全的时代，这种种族中心主义更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人们。可是，斯诺勇于挑战自身的价值观念，在四个月的红区见闻中重构起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像普遍理解中的反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承认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也只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主以后，中国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主观方面，斯诺进入红区存在如此种种障碍；而从客观上来讲，斯诺的西行更是有着许

多险阻。1936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队三方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各地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正所谓炮火无情，斯诺之行有着太多不安全的战争因素。而在这三方的力量争斗中，斯诺作为第四方的加入，无疑会触动各方的利益。首先，斯诺此次想要深入的更是当时非主流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作为政治主流的国民党一直施加着白色恐怖，处处打压着中共力量，即使是在外国租界里，南京政府也有出高价雇佣的大量侦探在从事密集的反共活动。斯诺之行肯定无法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潜在的危险显而易见。而中共作为一个民众的集合与代表，又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人不明用意的突然到来？斯诺如若无法恰当处理，那么就会处于夹在“红”“白”之间的尴尬境地，甚至会有性命之虞。

以上的种种险阻让无数中外记者对于红区止步，也才造成了长达九年的消息封锁。斯诺凭借着新闻人的勇气，泰然地面对了这些困难——“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斯诺就这样怀着冒险的精神，踏上了“探红之路”——从北平到保安，接着长途跋涉至宁夏预旺，重新折回保安，再到西安。斯诺的足迹遍及从根据地后方到战场前线，斯诺的笔下更是孕育了沉甸甸的《红星照耀中国》。

新闻也正是需要这样的勇气。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有关不为人知却又应为人知的事实的报道。“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尽想着战斗，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竟没有一个非共产党员观察家能够有把握地、准确地、或是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解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因此，这里有一个日益使人感到兴趣和日益变得重要的值得采访的消息，正如记者们在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发出电讯之余相互承认的一样，这是中国的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然而，我们大家对它却一无所知，实在令人可悲。”正是出于这份对于潜在的巨大新闻价值的追求，斯诺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勇气深入红区。对比之下，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新闻行业的“客里空”问题实在让人汗颜；而当下，一些记者面对灾难性事件时的临阵脱逃更是相形见绌。日本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小野秀雄曾说：“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 正是这份使命感才将新闻人区别于普通民众。记者是眼睛，帮助广大民众去看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记者是喉舌，帮助各个角落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些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自动显现，其潜在性要求新闻人去深入挖掘。而挖掘的勇气也正是新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的体现与要求。

当然，埃德加·斯诺也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勇于跨越重重障碍的新闻人。就在他的同时代，和他并称为“3S”的另两位外国进步记者——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深入报道战况的爱泼斯坦，著写《中国的惊雷》的白修德等等，他们通过文字和照片，为宣扬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更是在韩国践行了其新闻人的勇气——与韩国革命家金山进行了长谈，一部《阿里郎》展现

了韩国的抗日运动和独立战争的实况。以西方人之眼看东方世界，更再次呈现给西方世界。他们作为西方人的身份，降低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戒备态度，更顺利地搭建起了东西方的交流桥梁。新闻的媒介作用也正在此。

即使是在“地球村”的今日，新闻媒体在东西方之间还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宽阔沟壑。这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固然还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当代新闻人的一部分“无作为”更是加速造就了这一局面。新闻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书面资料的查找和写作技巧的提升，好的新闻需要自己勇敢地去寻找、深挖。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尚有那么一批新闻人勇敢地冲在前面；而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却又存在这么一批新闻人怠于挖新闻，连报社的门都懒得出，更无论走出国门了。

诚心希望中国的当代新闻人当以此硝烟中的赤心自勉——中国的新闻业当发展，中外的社会当交流。新闻人就当拥有这份勇气来承担起“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