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的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斯坦纳（翻译是理解的过程、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步骤）、巴尔胡达

罗夫（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理论的定位、语义与翻译、翻译的层次）、费道罗夫、ｖ.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穆南（语言与意义、“世界映象”理论与可译性、意义交流与翻译、可译性与限度）、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释意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另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及其它以“解构为方法论”，以及以对“权力话语”的关注为重点的各种翻译理论，代表性的译论家有西门、巴巴拉.哥达德、凯特.米勒特、艾德里安.里奇、玛丽.艾尔曼、桑德拉.吉尔伯特、苏桑.格巴与埃莱娜.西苏、罗宾逊、巴斯奈特、特里弗蒂、韦努蒂、尼南贾纳、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根茨乐、玛丽亚.提莫志克、 本雅明、德里达、保尔.德曼、欧阳桢、Luise Von Flotow, Denison Norman, Graham Joseph F, Van Gorp Hendrik, Asad Talal, Brisset Annie, De Lotbinière-Harwood Susanne, Cheyfitz Eric, Chamberlain Lori, Spivack Gayatri Chakravorty, Niranjana Tejaswini, Mehrez Samia, Jacquemond Richard, Rafael Vicente L., Williams Patrick, Laura Chrisman,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Sengupta Mahasweta, Lambert José, Franco Aixelā Javier, Von Flotow Luise, Kathleen Davis.

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比较简洁地概括了西方译论的整体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他又从类型上对翻译的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派等八个派别进行了逐一论证，分析和研究。具体来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包括：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如俄国翻译的文艺学派、前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以及20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翻译的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美国结构学派与奎因、交际理论与奈达和威尔斯、德国功能派与诺德、前苏联的语言学派与费道罗可和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研究学派则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与霍姆斯、多元系统学派与

埃文——佐哈尔、描写学派与图里、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翻译的阐释学派包括两种翻译途径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翻译模式与斯坦纳、阐释学理解观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包括“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夫、“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包括翻译培训班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细节翻译理论与庞德、翻译的矛盾观与威尔。法国释意理论派则包括释意理论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西方翻译理论的渊源表现在三大模式探究，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是霍拉斯等人开创的。霍拉斯 (Horace)拒绝绝对的忠实和对等。西塞罗 (Cicero)认为译者“不应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 ”。杰罗姆 (Jerome)代替了意义“独尊的 ”单元翻译观，进入了西方古典译论的鼎盛时期。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cher)所创立的诠释派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对<圣经>的神权论教条主义解释。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就应该研究它的梗概、变迁和发展，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陈述了自己意见，既吸收当代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力求突出重点，对西方翻译领域各历史时期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流派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加以叙述与评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讨论，对于翻译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性质及方向，又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认识和见解。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与翻译学派

二战后，科技、语言学和翻译事业蓬勃发展，机器翻译也悄然兴起。人们对翻译的看法也随之而改变。翻译不仅是一门艺术或技巧，而且是一门科学，与文艺学、社会学、心

理学、数控论和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相关但又自成体系的科学。翻译理论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哲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而成为语言和翻译研究专家进行系统探讨的严肃课题。因此，西方的翻译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两大特点：（1）理论研究纳入语言学范畴，受现代语言学和信息理论的影响，因而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色彩，与传统的文学翻译理论形成鲜明对照；（2） 以往理论家闭门造车、不相往来的局面被打破。理论家通过论著、杂志、论文集等方式，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此外，由于交通手段、出版业的进步以及国际学术组织的出现，各国翻译理论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密切，学术交流日益加强。

现代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四大学派：布拉格派、伦敦派、美国结构派和交际理论派。

一、布拉格学派

该学派的创始人为马希修斯（Vilem Mathesius）、特鲁贝斯科伊（Nikolay S. Trubetskoy）和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主要成员有雅可布森、列维、维内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家。

这一学派的主要论点为：（１）翻译必须考虑语言的各种功能，包括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工具功能等；（２）翻译必须重视语言的比较，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语言风格以及文学体裁的比较。

布拉格学派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是罗曼·雅可布森。他原籍俄国，后移居捷克；二战时迁至美国，加入美籍。作为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之中。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

对翻译的重要性、语言和翻译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给出精辟的论述。自１９５９年发表后，此文一直被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

雅可布森的论述主要有五点：（１）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所谓语内翻译，是指在同一语言内用一些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即通常的“改变说法”(rewording)。所谓语际翻译，是指在两种语言之间即用一种语言的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即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所谓符际翻译，是指用非语言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比如把旗语或手势变成言语表达。（２）对于词义的理解取决于翻译。他认为，在语言学习和语言理解过程中，翻译起着决定性作用。（３）准确的翻译取决于信息对称。翻译所涉及的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对等信息。（４）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如果语言中出现词汇不足，可通过借词、造词或释义等方法对语言进行处理。（５）语法范畴是翻译中最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存在时态、性、数等语法形式变化的语言，尤其复杂。

二、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是具有英国特色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由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the social context of situation)所决定的。在翻译研究领域，译文的用词与原文等同与否取决于其是否用于相同的语言环境之中。

伦敦学派的创始人为福斯（J. R. Firth）。有两篇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的翻译理论，一篇为《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另一篇为《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弗斯着重谈到三个方面：（１）语言分析是翻译的基础；（２）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３）在任何两种语言的翻译中，一种语言的某些意义的表

达方式不可能译成完全对等的另一种语言。

卡特福德（John Catford）是该学派中比较系统提出翻译理论的学者。任教于爱丁堡大学的卡特福德１９６５年发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为翻译理论研究开拓新的途径，引起巨大反响。卡特福德称其理论为“描写性”翻译理论。他从翻译性质、类别、对等、转换、限度等方面阐述“什么是翻译”这一中心问题。（１）翻译的性质。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文字材料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语）的对等的文字材料。”（２）翻译的类别。就其程度而言，可分为“全文翻译”（full translation）和“部分翻译”(partial translation)；就其语言层次而论，可分为“完全翻译”(total translation)和“有限翻译”(restricted translation)；就语言结构的登记来说，可分为“级受限”翻译和“级无限”翻译，即传统意义上的“逐字译”和“意译”，而“直译”介于两者之间。（３）翻译的对等问题。一方面，翻译对等是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现象，是基于对两种语言的比较而发现的；另一方面，翻译对等的产生必须看译文和原文是否具有相同或部分相同的实质性特征。（４）翻译转换，是指把原文变成译文时偏离形式对应。翻译转换主要分为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其中范畴转换又可分为结构转换、词类转换、单位转换和系统内部转换四种。（５）翻译的限度，是指不可译性问题。翻译中有两类不可译。一是语言方面的不可译现象有双关语、歧意语法结构；二是文化方面的不可译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不同的时代背境等非语言因素引起的。

三、美国结构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是布龙菲尔德。他提出一种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法，认为意思就是刺激物和语言反应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布龙菲尔德理论为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所取代。乔氏理论有三个观点：（１）人类先天具有语言能力；（２）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３）语言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该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

响主要在于其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论述。语言的不同主要在于各自的表层结构不同，而深层结构则具有共同特点。

在上述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以沃哲林（C. F. Voegelin）、博灵格（D. Bolinger）、卡兹（J. J. Katz）、奎恩（W. V. Quine）和奈达（E. U. Nida）为代表的美国翻译理论界的结构学派，而以奈达最为杰出。

四、交际理论学派

奈达是交际翻译理论的代表。他的翻译理论可归纳为六个方面：（１）理论原则。所有语言都具有同等表达能力，而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使读者看译文可一目了然。（２）翻译的性质。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风格）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其中三点是关键：一是“顺乎自然”，译文不能有翻译腔；二是“最切近”，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三是“对等”，这是核心。所以，翻译必须达到四个标准：（ａ）达意；（ｂ）传神；（ｃ）措词通顺自然；（ｄ）读者反应相似。（３）翻译的功能。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功能的观点出发，奈达认为翻译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对象。（４）正确的翻译。翻译正确与否取决于译文读者能在什么程度上正确理解译文。（５）语义分析。翻译的重要过程之一就是对原文进行语义分析。语义可分为三种：语法意义、所指意义和内涵意义。（６）翻译的程序和方法。他认为，整个翻译程序分为四步：分析、传译、重组（按译语规则重新组织译文）和检验。

进入20世纪80年代，奈达的翻译理论出现较大变化。主要的新观点有：（１）翻译不是科学，而是技术；（２）翻译才能是天生的；（３）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更是一种社会符号相互作用（sociosemiotic interaction）的活动。

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德国的莱比锡学派和前苏联的流派等。

总之，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大特征，是翻译研究被纳入语言学，与 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语义学等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尽管西方的翻译理论取得重大成就，但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且并未形成一套完成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

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与著述

一般认为公元前3世纪72名犹太学者在亚历山大翻译圣经旧约全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或公元前250年里维乌斯• 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 前284-204）把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文看作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部译作。从公元前52到44年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J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 发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开创了翻译理论研究。

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中国有学者提出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 来源：考试大

A 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区分“解释员翻译”到“演说家翻译”起到1959年：称作“传统的翻译学阶段”。

B 从1959年罗曼• 雅科布逊(Roman Jakobson) 发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观》(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开始到1972年：称作“现代翻译学阶段”。

C 从1975年霍姆斯(James Holmes) 正式发表论文，《翻译的名称和性质》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开始至今：称作“当代翻译学阶段”。（潘文国等）

在第一阶段最重要的著作是英国的亚历山大• 弗雷泽•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他首先对“优秀的翻译”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三大原则：复写原作思想，风格手法与原作同一，具备原作的通顺。该作成为英国和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座里程碑。对于后来“忠实”和“自由”（即“直译”和“意译”）的讨论，有较大的影响。这一阶段还有英国诗人麦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 针对荷马诗作的翻译提出荷马诗作的特征和翻译原则，对19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学翻译引起较大的反响。

在第二阶段的重要学者有雅科布逊、奈达( Eugene A. Nida )、卡特福德(Catford John C.)、威尔斯(Wilss Wolfam) 等人。

布拉格语言学派创始人罗曼• 雅科布逊1959年发表的《翻译的语言学问题观》首先将语言学、符号学引进了翻译学，他把语言分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和符号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三分法理论）。1963年法国语言学家穆南(Georges Mounin, 1910-) 发表了《翻译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他科学地考察了“可译性”问题，提出翻译的障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差异：文化背景、句法结构、文体障碍，认为翻译活动是可能的，但成功是相对的。1964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发表《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9年他和塔伯(C.R. Taber) 发表了《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奈达的著作还有〈语义的成分分析〉等共180多篇，提出了“动态对等”或“等效翻译”原理，有人认为奈达的理论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但他毕竟是现代西方翻译理论成果最多的理论家。1965年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德发表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提出“描写性翻译”并阐述了翻译的性质、类别、对等、转换和限度等问题（把现代语言学新思维运用于翻译研究）开拓了翻译研究新途径。卡特福德的理论受益于

弗斯（John Rupert Firth, 1890-1960）的翻译理论和韩礼德(M.A.K. Halliday)的系统语法，前苏联翻译理论学家费道罗夫发表了《翻译概论》提出了“等值翻译”。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发表了《翻译科学：问题与方法》，又译《翻译学的问题与方法》(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Methods)。他与乔姆斯基观点具有相似性：表现在相信人类的语言在语法、语义等方面都有“普遍性”，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基础。而欧美语言学派的“翻译科学”论则扎根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 来源：考试大

西方译坛第三阶段即目前理论的特点是有强烈的学科意识。霍姆斯(James Holmes) 是“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他的专著《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着重探讨了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学科的名称、性质、范围等内容，第一次勾勒出翻译学的学科结构框架。 考试大论坛

1981年纽马克( Peter Newmark, 1916—) 出版了《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提出：“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并认为应当借助逻辑学、哲学、语言学制定翻译规则。他1976年还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The Theory and Craft of Translation）一文中描述了“意义走失”现象，提出这主要是由于“超额翻译”和“欠额翻译”造成，根源有语言差异，也有个人因素。1986年德• 瓦德（Jan De Waard）与奈达合著《从一种语言内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able Translating); 2000年，美国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ruti) 编了一本《翻译学论著选读》(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此外还有法国达尼卡 • 塞莱斯科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 1921-)、勒德雷尔(Mariane Lederer)等释意学派理论, 都是上世纪末在译坛有影响的学者和著述。

上述西方译论思想对中国译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984年，中国学者金堤与奈达合作在我国出版了《论翻译》(On Translation)，谭载喜出版了《奈达论翻译》，卡特福德1991

年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和奈达1993年的翻译理论著作《语言、文化与翻译》(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都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翻译学是门什么样的学科，仍然众说纷纭。1971年，法国学者嘉范(Goffin) 曾创造了一个新词Traductologie, 即英语的Translatology, 也有人用Translation Studies表示“翻译学”，还有人用Science of Translation表示“翻译学”。我国学者林语堂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用Science Translation表示“翻译学”。一般来说，对西方翻译的研究，中国历代都有不少引人注目的学者。远的不说，当代王佐良、刘重德、郭建中、谭载喜、潘文国、杨自俭等都倾注精力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