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词产生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探究

2006年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Jul.2006第26卷第五期 总第43期 新词产生的社会因素、心理因素探 张福洲 （宿迁学院教师教育系 江苏宿迁 223800） [摘 要]新词语是个相对的、历史的概语：在新词语不断产生的同时，较早产生的新词语逐渐丧失其新颖性而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词汇单元。本文试图从经济飞速发展而对政治、心理、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相对落后国家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跟随现象）进行一次探讨，并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两个层面加以剖析，从而内在地归纳、抽取一些新词语产生的规律、途径等方面的资料，有利于人们理智、冷静地看待今天外来文化单元大量涌入中国儒家文化的事实和现象。 [关键词]相对；生产力；改革开放；社会因素；心理因素 The study o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words Abstract: New words, this term is a relative and historical summary; During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words, some that emerged earlier will lose its original meaning, So as to become a basic word unit of a nation. This essay tries to study the motive force given by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o politics, psychologics, and social culture, and tries to analyse its essence from two aspects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with an eye to inducing the law and ways of the emergence of new words. It will help people to treat some phenomenons reasonably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words. Key words: Relativity; Productive forces; Open-policy; Social factors; Psychological factors 新词语是个相对的概念，在人类语言发展史上，新词语不断进入人类的词汇范畴。与此同时，一批较早进入词汇的新词语逐步丧失其新颖性，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基本词汇成员。在汉民族的发展史上，有过三次新词语大量涌现的时期，即汉唐时期、晚清时期、建国后。各个时期，由于社会发展和民族时代心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唐时期以科技发展和佛学东渐而产主的新词为主，如：“塔、菩提、舍利、苜蓿、炮、印刷”等新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随着封建帝国闭关锁国局面的逐渐被打破，现代汉语词汇中出现了诸如“民主、民权、市场、金融、债务、神经、细胞、电报、邮票、主观、客观”有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新词。“五·四”前后作为洋务的反动，又出现了一批，如“共和、大总统、苏维埃、红军”等新词。建国以后又出现一大批，包括“文革”的政治新词，但是它们随着“文革”的结束而退出了交际舞台。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一次似乎速度更快，来势更猛，真正是与日俱增，层出不穷。虽说这种新词暴发的现象有令人应接不暇和眩目的一面，但是由于速度很快，某些新词产生、演变的轨迹反面更为清晰，由于数量大，某些词汇发展中的现象也更引人注目。 本文裁取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产生的新词语作为探讨的对象。对这部分新词（包括一些“新语”）产生和运用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作初步的观察和分析。 一、新词语产生的社会因素 （一）新事物、新概念的大量涌现迫使语言构造出众多新的词语。 当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使人类生活日新月异。高科技产品的涌现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日益接触到前所未有的新发现、新发明、新产品。而这些新发现、新发明、新产品，由于首次进入人们的生活范畴，它们必然被人们所认识、反映、摄取、复制等，并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的文化范畴。为了便利使用、传播，便产生了为之命名的可能和必然。由于新发明、新发现、新产品的首次面世，为之命名的词或词组，或是首次构造的词，或是旧词赋予新义而产生的词。它们对于人们已有的知识和文化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而都成为新词语。诚如王力先生所论述的一样：“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语来充实它的词汇”，“多数的词是由新概念产生的”。改革的年代，是奋进的时期，伴随着新发现、新发明、新产品以及新事物、新概念的大量涌现，必然产生一批表达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和新语。社会越是进步，科学技术愈是加速发展，涌现的新事物、 新概念越多，新词语产生愈是又快又多。1997年英国科学家宣布无性繁殖绵羊成功，表示“无性繁殖”的音译词“克隆”随着广播、电视、报纸的宣传而顺利融进汉语的一般词汇中。1992年中国科技大学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激光视盘机，伴随着中国大陆激光视盘机厂家的激烈市场争夺和高密度的广告宣传，VCD也堂而皇之地以“激光视盘”或“激光视盘机”之意走进汉语新词语词典。与此相同。反映科技发展的新词语“黑洞、超导、血液透析、试管婴儿、月球车”等的新词语不断涌现。随着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出现了“招商、独资、合资、台商、打工、下岗、资金市场、合同制、职代会”等现象或实体，也就必然要求语言中构造出能准确表达这些现象或实体的词语；有了“肖像权、名誉权、企业产权、公共关系”等概念，也必然会产生恰当表达这些概念的新词语来。 （二）认识思维的丰满化、复杂化使语言构造出大量的多音节新词语有了可能。 劳动不仅使人类器官更趋协调与健美，而且使人类的思维也渐趋复杂和高级。考察汉民族的词汇，则可发现它们是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词和多音复合词的方向发展的。为什么？单音节词已经不能适应日趋复杂化的思维细胞，更无法适应人们日益发展的交际的需要，无法承载日益丰富的信息量。于是，双音词应运而生。而如今，我们的思维比产生双音复合词时代的祖辈复杂多了，也就是说，仅仅用单音节语素合成双音词已难于表达我们的思维细胞的内容了，已难于满足当今社会的交际需要了。因此，用两个双音语素构成的四字格和一个双音词加一个单音语素构成的三字格等多音节词语使大量萌生了。 在双音词的基础上构成四字词。如“金融债务、质量跟踪、风险投资、边缘科学、人才开发、宏观控制、袖珍企业、压缩空气、公关小姐”等。它们呈固定形式，在句子中客观上是像一个词那样使用的。 一个双音词加一个单音语素构成三字格，它们大多采取在旧词基础上添加前缀或后缀的方式构成新词。汉语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固然是以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为基础，但就新词语本身的构成来说，则与汉语的构词方式灵活多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汉语某些语素的构词能力大大增强，也为汉语新词的大量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通过这种形式构成的三字格新词，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不再表示本义，而是以比喻义或引申义的面目出现，形象生动地表情达意，或者弱化语气，化严肃为诙谐，给使用的人带来轻松活跃的心情，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它是适应当代人们思维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也是当代人追求解放（包括劳动、精神）的心理在物质外壳——词汇上的表现。加前缀的有：炒+鱿鱼=炒鱿鱼。它的意义由一种菜肴的制作方法转化为老板开除雇员。此外还有花架子〔中看不中用〕、爬格子（写作）、菜篮子（副食品工程）、小金库（单位截取供集体或个人使用的资金）、票贩子、小儿科、一刀切等。而至于加后缀形成的新词，则就更多了。后缀的构词能力比前缀也更强 ，如“热、族、化”等。热：“股票热、跳舞热、经商热、文凭热、出国热”等；族：“上班族、打工族、追星族、候鸟族”等；风：“股票风、裙带风、西北风（流行歌曲的一种演唱方法）”等；化：“集约化、单一化、小型化、制度化、规模化”等。 当然，正如唯物主义辩证法所认识的一样：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思维的丰满化、复杂化，促进科学技术的飞速更新、发展，也直接导致了新词语如潮涌现。同时也不可否认，思维的丰满化、复杂化也是社会迅速发展的结果。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三）对外开放、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的发展，导致了外来词的大量产生。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推行，鼓励人们勤劳致富的经济政策的实施，激活了人们的创造力与进取心。在国家繁荣昌盛的同时，人民手中逐步积累了一批财富，使得收音机、电视机等音像器材能大量进入家庭，人们的文化消费在绝对、相对数量上都有质的飞跃。与此同时，伴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的通讯卫星数量增多，其用途也由军用为主转向民用为主，其覆盖范围遍及世界各地，使得我国的人民可以收听、收看数个甚至数十个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使他们在饱览异域风光的同时，潜移默化中也部分地接受了异国文化中健康的东西，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加以使用，从而使一部分外来词渐渐地进入汉民族日常用语范畴。 此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逐渐地融入世1042006年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Jul.2006第26卷第五期 总第43期 界经济，伴随着物质文明交流的扩大与频繁，文化交流也逐渐地扩大与频繁。各个国家的文化在交流中发生碰撞与融合，不可否认，汉语在向外传播的同时，必然从世界各国各民族语言中吸收一些富有生命力、鲜活的词语，以充实丰富汉语词汇和表达能力。这种现象在语言学上称之为“借词”。借词的方式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二种。一种是译词：用汉字音译或意译。如“的士（TAXI）、艾滋病（AIDS）、博士伦（POSTDOCTORD）、妈咪（MUMY）、代沟（GENARATION GAP）、寻根（SEARCH ROOT）、热狗（HOT DOG）、保龄球（BOWLING）、高尔夫球（GOLF）”等；一种是用拉丁字母同汉字成分相结合，如“T恤、卡拉OK（无人乐队）、BB机（BP机）、CD唱片、CT扫描、B超、VCD视盘、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ISO9002质量认证体系”等。 （四）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新缩语和连谓式新词大量涌现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当今的时代是信息化的时代，计算机化的时代，人们的交际内容陡增，作为语言建材筑材料的词汇就必然要求其具有载体短小、内涵巨大的特点。另一方面，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在客观上要求词汇具有载体小、内涵大的特点。以扩大电脑的有效信息存量。缩语正是适应这两方面的社会需求而大量产生的。这些简缩语比之原词，不仅长度大为缩短，而且意思更加精炼明了，也更利于大众传播，更有利于人们的使用。简缩而形成的新词语主要有： l.词根缩语 这类词汇由词语中的主要词素简缩而成。如“通胀（通货膨胀）、公关（公共关系）、家教（家庭教师）、体改（体制改革）、商检（商品检验）、影视（电影电视）、交警（交通警察）、侵权（侵犯权利）、环保（环境保护）、共识（共同认识）”等。 2.数字缩词 这类词由数字与共同语素组合而成的，如“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三陪（陪喝、陪唱、陪跳）、三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 3.连谓式新词 “投售、传销、腾飞、运作、交割、卡拿、扫打”之类的连谓式新词，都包含两个紧密相连的行为动作。这是我国当代生活节奏加快在语言上的必然表现，显示出人们对效率、效益、速度的追求。 （五）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明政策、政治气氛和经济环境使一批死词复活和一些词语感情色彩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和国门的打开，高度中央集权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市场运行由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过渡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的放开、经济的繁荣发展、眼界的拓宽，使过去一度被禁止但确实为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现象重新出现。与之相适应，表现这些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词语重新回到人们的交际活动中。这些复活的词也被称作新词。如“沙龙、债主、债务、股票、交易所、股民、牛市、熊市、拍卖、招标、中标、期货、交割、承包、商行”等。这些词的静态意义虽未变，但它们的动态内容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红线已贯穿于它们的表达内容之中。再说，我们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因此，这些词语的复活也是正常的，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另一方面，随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极左路线认识的深化。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渐趋理性。曾经被人为扭曲的东西恢复了本来面貌。于是，一些曾被人为涂上贬义色彩的词语也渐趋中性化。例如：“舞星、舞厅、唇膏、项链、戒指、麻将、时髦、性感”等。 总之，新词语产生的社会原因根本在于社会飞速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因此，新词语虽然是人们思维的结果。但促使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在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不断产生的新词语不过是对社会新的发展的反映和记录，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对文化所必然产生的影响与震动！离开变化万千而又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新词语将不能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充其量只是红尘中人对文化的强暴。 二、新词语产生的心理因素 现实生活，是新词语的根源所在，是新词语唯一而又幻化万千的产生途径，也是新词语的归属之所在！如前所述，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因此，作为人的思维产物的新词语，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人的烙印，打上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烙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群体， 由于其心理的不同，因而新词语产生的心理原因也不同，甚而至于迥异。我们在这里所作的探讨，只限于汉语在1978年以后产生的新词新语，因此我们归纳的心理原因也是仅对汉民族当今的心理而言的。 （一）求新的语言心理 汉民族有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清以前长期处于世界文明的最前列，而且从未中断，这种文化的优势沉淀为汉民族的骄傲与固执的守旧。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对文人创新的残酷扼杀与桎梏，给中华文化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改革开放以后，面对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严酷现实和国家对发明创造的鼓励，使汉民族被压抑数百年的追求心与创造力极大地迸发。显示出追赶世界先进国家与先进文化的狂热心理。这种狂热心理在语言上就表现为对新出现而又富有表现力的词语的推崇，表面上表现为人们的崇洋媚外，实则是对先进科学的渴望在语言上的必然表现。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港、台、新加坡等华人社区使用的一些词语传播进来，给人一种新鲜感。影响所及，人们语言运用上的求新心理有了发展，吸收港、台、新加坡词语成为一种时尚。究其根源，是港、台、新加坡等地区经济发展对内地的影响不断增大所造成的。从人们价值观的角度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语言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也就越高，其对普通话的渗透性也就越大，这个特点在沿海地带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理发的场所以往称作“剃头铺、理发店”，现在多用作“发廊、美发厅”；“联合”现在叫做“联手”；“结帐”叫做“埋单”；“谈恋爱”现在多用作“拍拖”。类似的还有“鞋宫”、“服装城”、“食街”、“大排档”等等。汉语原本有“出租汽车”一词，受港、台影响，广东最早称之为“的士”，乘出租汽车则也相应地称“打的”；慢慢地，上海、南京、武汉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也习惯称之为“的士”、“打的”了。社会科学方面， 过去的“讨论会” 渐被“研讨会”所取代；不用“层次”而用“ 层面”。此外，普通话原有的副词一般是不用“好”的，感叹词也绝少“哇、喔”等。受港、台、新加坡等华人社区华语的影响，普通话也迅速地接受并大有流行之势。流行所及，电影电视上的“酷哥”、“靓妹”嘴一张就是“哇，你好好漂亮喔！”、“哇，你长得好酷喔！”于是，粤、沪、京、津、宁等地区青年群体中一片“哇”、“喔”之声！ 受求新语言心理的支配，人们为追求时髦，又以已吸收的某些新词为基础，造出了一批新派生词。例如“的土”这一新词最早见于广东地区，原意为“出租汽车”。现在随着出租汽车的普及，该词使用地区相当广泛，于是便以“ 的”为根词语素构造派生了大量的新词。如“的姐”（出租车女司机）、“的哥”（出租车男司机）、“面的”（出租面包车）、“板的”（出租板车）、“摩的”（出租摩托车）、“马的”（出租马车）等。又如“迷你”（MINI）这一音译词最早见于香港，意为“微型”。 吸收进普通话之后，流行一时，随之造出了“迷你裙”、“迷你收音机”、“迷你电池”、“迷你手表”、“迷你辞典”等；甚而至于出现了“迷你烧鸡（小烧鸡）”这样让人捧腹的新词。 （二）求简的语言心理 汉民族历史上就讲究“炼字”、“锻句”，要求用最少的字传神地表达最丰富的内容。这固然与汉民族的文学样式，如赋、诗、词等文学要求有密切的联系。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汉民族对语言从来就具有的求简语言心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后，一方面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主观上加强了对简缩词的需求；另一方面，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广泛应用，信息交换极为频繁，客观上也要求信息载体尽可能地经济，用简缩的语言文字符号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信息时代的两个特点，使语言运用上的求简心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表现得尤为强烈。在这种求简心理的推动下，简缩语大量地产生，使过去一些没有简缩的词简缩了。如“交通警察”以往不简缩，现在简缩为“交警”；“扬师院”的全称为“扬州大学师范学院”，后者罗嗦繁琐，前者只用三个字便简洁明了地传递了全部信息，也不会产生误解；“三废（废水、废气、废渣）、双拥（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家教（家庭教师）、外教（外籍教师）、外商（外国商人）”等广为流传，渐渐地成为普通话的通用词汇。 由拉丁字母构成的语符不断增加，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求简心理。一些国际上通用的由拉字母缩写的语码，与全称形式相比较，其长度大为缩短。它是现代社会指称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特定符号，可以不受国界的限制，在信息传递中具有高度简省的特点，使它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如全球海难救助系统的莫尔斯电码“SOS”（紧急求助）；机械电子工业的“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国际商品检验中的“ISO90011052006年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 Jul.2006第26卷第五期 总第43期 质量认证体系”、“ISO9002质量认证体系”；国际商务贸易中的“FOB”（船上交货价）、“CIF”（到岸价）；医疗卫生事业中的“CT”（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等，不胜枚举。一方面方便了人们的使用与记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当然，简缩语词的大量涌现，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出现了一些简缩得不合理、不正确的简缩词，以致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如“夜间大学”简称为“夜大”，又把“业余大学”简为“业大”，要是口头上说“YEDA”，很难让人弄清是“夜大”抑或“业大”。如果说“夜大”、“业大”还有可通之处。另外一些则不免荒唐：有人把“上海吊车厂”缩为“上吊”，“自贡刹车器材厂”缩为“自刹（杀）”，“怀来汽车运用公司”缩为“怀运（孕）。甚而至于出现像“理澡品”（理发洗澡用品）这样让人所云所谓简缩词。这种简缩，不但对传播或使用一无用处。反而是对汉语的一种丑化，具有很坏的影响！ （三）求雅的语言心理 汉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历史，使汉文化的载体——汉语在有足够的时间去完善其传递信息的能之外，去追求汉语的音韵美、意境美。儒、佛、道崇尚宁静淡泊的潜移默化，文人士大夫的有意推动，使汉文化推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文学上的要求迫使语言必须音节和谐、音律和雅。文学的客观要求为文人主观所认识，转化为文人们的求雅弃俗的语言心理，从而使语言走上一条有序渐进的发展道路。这种求雅弃俗的语言心理，首先在文人士大夫间渐次弥漫，渐而波及下层劳动人民，为最有创造力的劳动人民所接受，最终成为汉民族全体的求雅弃俗的语言心理。这种语言心理在文学形式上或表现为散文，或表现为诗，或表现为词等；在行为上表现为人们注重礼仪，为中华博得“礼仪之邦”的美誉。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世界交往的加强，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人们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人们求雅弃俗语言心理，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求雅弃俗的语言心理也必将对新词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新词语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产生大量雅致、委婉的新词语，给人们以高雅的熏陶，培养人们良好的品质。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如大地养育了花草树木，花草树木也还以大地美丽的装饰！ 例如，人们用“大小便处”，可能觉之太直露，演化为“茅厕”，又代之以“厕所”，又代之以“卫生间”，又发展为“洗手间”，现在甚至于出现“盥洗间”、“化妆间”的说法，并大有取代前者之势。从“大小便处——茅厕——厕所——卫生间——洗手间——盥洗间、化妆间”的演变清晰地勾画了一条词语雅化的轨迹，反映汉民族整体的文化素养、审美观的提高、对高雅的追求。又如未结婚、年龄较大的男女，雅称为“大龄青年”；犯罪的青少年以其大多数尚可改造为好人，称之为“失足青年”，同西方之“迷途羔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智力低下的儿童不称为“低能儿”，而雅曰“弱智儿童”，专为他们开设的学校则称为“培智学校”；耳聋的人不叫“聋子”，雅称为“失聪人”；丧失视力的人，除去“盲人”这一称呼外，又增加了“失明人”这一雅称！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词语，如“滑坡”、“断层”、“阵痛”、“冷处理”、“宏观”、“微观”、“反馈”、“软着陆”等因比喻或引申的关系扩大了使用范围，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受了求雅语言心理的影响。使用这一些专业词语，不仅能表现一个人知识文化的较高层次，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渴求：希望拥有更多的知识！ （四）求同的语言心理 求同的语言心理与前三个语言心理有所不同：前三个可涵指汉语的全部新词；而第四个语言心理，即求同的语言心理仅是针对汉语外来词而言的，因为汉语新词中外来词占了不小的比例，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外来词在进入汉语词汇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汉文化的烙印，也就产生了探究汉民族对外来词心理影响的必要性。当然，我们这里的“求同”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它不仅包括改造，还有处理、规范之意。 汉民族文化渊远流长，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增强了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强化了民族凝聚力与文化心理认同，逐渐养成了汉民族整体的优势感与自尊感，培养了“我族中心主义”的封闭心理，对“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采取鄙视和排斥态度（当然，不可否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文化心理表现也是不同的，也是缓慢变化的）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汉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输入必然表现出“ 冲突——改造——融合”的综合效应。汉文化并不绝对排斥外 来文化的影响；但是，尽管外来文化对汉文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却远未触及汉本体文化的核心内容。相反，汉文化在输入外来文化时，却都是先给予民族化的改造，而后再加以消化和吸收。如佛教传入中国，被改造成中国式的禅学；西学东渐中华，最终融合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因此，梁濑溟先生认为汉民族文化的特征是“调和持中”（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一特征正是汉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 汉民族文化心理投射在语言学上，就是在吸收外来词时常要按汉民族的心理和习惯来改造，这反映了汉民族语言在吸收外来语时的审慎态度。无论是历史上的佛学输入、西学输入，还是改革后的世界文化交流，汉语在引入这些语词时都进行精心的改造、汉化处理。对于那些单纯音译或半音半意的外来词，存在语音的汉化问题。这是因为不同的民族语言存在着不同的语音系统和发音习惯，外来语词要进人汉语，就必须接受语音改造。语言学或称为语言妥协。同时，由于现代汉语采用拉丁字母表音，也为语音改造提供了便利。外来语词的语音改造和汉化处理主要表现为音素替换，如现代汉语里无以［m］收尾的鼻韵母，于是代之以［n］和［nη］，如图腾（totenk tu teng）等。 此外,这种精心的改造、汉化处理，在改革开放前后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考察1978年之前和以后出现的新词语，即以1978年为界，则会发现：1978年之前的外来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入汉语词汇范畴。一是意译或部分意译为主，如代沟（GENERATION GAP）、 寻根（SEARCH ROOT）、热狗（HEAT DOG）、乡村音乐（COUNTRY MUSIC）、保龄球（BOWLING）、高尔夫球（GOLF）等；二是经过同文的日语转舶。这是汉语在输入外来语方面的一种特殊形式，即经由日语吸收了大量表示西方文化的语词。这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曾一度倾向于用汉字音译外来词，而不是像现代日语那样用片假名转写，这就使汉语可以直接搬用，而毋庸再进行汉化处理。如：“微观”、“宏观”、“电视机”、“放送”等。综而观之，这时期的外来词，在进入汉语词汇之前，经过了严格的汉化处理，具备了音节和谐、音律和雅、意义和美的汉语特征，基本上看不出其外来词的外部特征。可以说，这是一种改造得比较彻底的外来词。究其根源，是汉民族保守、固执、缺乏自信，害怕为外族奴役的历史心态在文化上的表现，这与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独立形象、经济上的弱者形象是分不开的。然而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飞速发展，国力大为增强，人们的自信心也随之提高。也就是说，改革之后的中国，虽然也有外患，但人民毕竟有不至于沦为外族奴隶的自信与魄力。这种自信与魄力表现在文化上，就是敢于兼收并蓄，博采众家。在语言上，则表现为广泛吸收各民族语言中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且为现代汉语所没有的词汇，包括音译词和意译词，最明显的表现是拉丁字母和汉语语素组合成的新词。这种词形是前所未有的，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它表明汉民族语言心理的增强与自信的提高，人们不再害怕外来文化对汉语本体核心的冲击、感到外来文化不能撼动汉语本体文化的核心。 因而，毋庸再对外来词进行精心的改造、处理，只是加上一个或几个表示意义的义符，使之部分地具有汉语的内部特征，也便于人们的理解、使用。如：“BP机（BB机）、AA制、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ISO9002质量认证体系”等。到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纯粹为拉丁字母缩写而成的新词，它是汉语言心理承受力进一步加强和自信力提高的极好证明，它同时表明汉语言求同语言心理的进一步弱化，也是汉语言心理进一步开放的产物。这些新词有：“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国际商务贸易中的“FOB”（船上交货价）、“CIF”（到岸价）；医疗卫生事业中的“CT”（计算机x射线断层摄影）；“UFO”（不明飞行物）；大学生们所熟知的“GRE”’（研究生人学资格考试）等。 总之，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在形式上逐渐表现出一种倾向： 即由有意无意地抵抗单纯的音译转写，到接受单纯的音译转写，到直接吸收拉丁字母的缩写词。这一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示了汉语言心理的逐步成熟与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显示了外来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和汉文化对外来文化容纳空间的扩大。同时，也是中国整体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语言上的求同心理，是我国人民追求世界“大同”理想的“物化”，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前奏”，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一个起步。 三、结束语 总之，新词语是时代的产物，是人为的结果。我们所获取的原委只是个人的认识，对时代一角的截取，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收稿日期：2006-1-18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