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悖论

消费社会悖论与鲍德里亚困境

一、自我悖论

如里斯曼所说：“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是个性”。因此，处在消费社会的我们，每个人都在披荆斩棘的在“个性化”丛林中绝望地寻找着那些能够反映自身深刻特异性并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些差异，都把找到自己的个性并肯定它，当成自己最大的乐趣。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假如我是我自己，我还要‘真正地’成为我吗----或者说，假如我的身上还附着了一个假的‘我自己’，那么‘一小束明亮色调’是否就足以恢复存在之神奇统一？……而如果我是我自己，那么我怎么能‘比以往’更像自己：难道昨天的我不完全是我自己吗？”[1](P70)这便是消费生活中的自我悖论。我究竟能否成为我自己？我究竟在哪里？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困境呢？难道是我们以前就处于这样的牢笼之中，只不过我们没有意识到，拟或它是现代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什么是“个性化”，“个性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个性化”？

鲍德里亚指出，“在这种‘个性化’中有一种类似于‘自然化’的效果。”[1](P72)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到处可以看到人类对环境的所进行“自然化”，其实质就是把自然扼杀后再把它重建。整片森林被砍伐，建造一片名为“绿色之城”的建筑群，然后种上几棵小树用以“制造”自然。其实，现实生活中，广告中到处宣扬的所谓“让你焕发出梦寐以求的自然光泽、天然光彩”的高档化妆品，不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吗？因此，鲍德里亚说：个性化“与自然化、功用化、文化化等是同时代的。” [1](P72)那么，人们在这种对差异和个性化的追逐中是否实现了真正的自我，凸显了自我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之所以要披荆斩棘寻找“个性化”，其根源在于消费社会取消了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作为矛盾性存在的真正个体已经不存在了。“这种具有坚实特征和特殊质量的绝对价值的‘人’，这种被这个西方传统锻造成主体组织神话的，具有其热情、愿望、性格……或平庸的‘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功用宇宙中缺席了，死亡了，被删除了。” [1](P71) 然而，这种丧失了的存在要通过借助符号的力量来进行抽象的自我重构。而恰恰正是通过对这种符号力量的借助与服从、对某种编码的借助与服从，个体才被最终纳入到了整个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中。而在这种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人们和产品都被同质化了，他们“无论怎么进行自我区分，实际上都是向某种范例趋同，都是通过对某种抽象范例、某种时尚组合形象的参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并因而放弃了……一切真实的差别和独特性。” [1](P71)因此，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

消费社会之所以能够取消人们之间的真实差别，取消“个性化”，根源在于该社会中存在着的差异的工业化生产亦即差异生产的垄断性集中化。该生产一方面通过垄断性集中，引导个体参照不同的范例并遵循着相应的等级实现着某种程度的趋同，另一方面，该生产还在最细微处进行着边缘化差异的区分与鉴别，并使之与某种微妙的等级制相适应。在此，趋同则意味着“个性化”的消失，而微妙的等级制则又使我们不得不处在充满压迫和歧视的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中了。因此，“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 [1](P73)所以，“当代垄断性生产绝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的垄断性生产”[1](P72)，听起来颇有几分马克思主义的意味。

二．休闲的悖论

休闲意味着对自由时间的支配。然而，阿波利奈尔说道，“每当我谈到时间，它已然不再存在”。关于休闲人们可以说：每当我们“有”时间，它便已不再自由。这便是休闲的悲

剧性悖论。然而这种悖论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由时间的本质决定拟或消费社会的必然现象？

在原始社会是没有时间的。存在的只有作为象征的重复式集体活动的节奏，因此，在原始社会，时间视如粪土的。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时间便是金钱。这种可切分的、抽象的、被计时的时间与交换价值系统同质了，它可以与任何商品进行交换，而所有的商品也都可以被看作是凝固的时间。并且，它们和一切被生产出来或可资利用的财富一样隶属于私有或公有财产的法则，占有和转让的法则。而这也就意味着，时间这种服从交换价值规律的稀缺珍贵的东西，可以自由的出卖或者购买，自由时间实际上是我们“赚到的”。因此，“在我们的体系中，时间只有作为物品、作为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用于‘投资’的由年、时、日、周构成的计时资本才能得到‘解放’。所以，事实上它已经不再‘自由’了，既然它的计时要受到总体性抽象即生产系统的抽象的支配。”[1](P147)因而休闲的深刻要求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绝望的矛盾之中。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在消费社会中，尽管将时间分为了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但是，劳动时间的标准与约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自由时间之中，而这正是造成休闲之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休闲之异化最深刻的根源并不在于它直接隶属于劳动时间，而是与消磨时间之不可能本身连联系。时间真正的使用价值在于自由地被消耗、被消磨掉。然而，在消费社会中，自由时间是人们的私有财产，是通过辛勤汗水赚取的结晶。因此，他们不会放弃它，赠予、捐献它，而是要完完全全、最大限度的占有它、花费它。而恰恰是在此时，人们便被紧紧地束缚于“他的”时间之上了，就像普罗米修斯被束缚于他的岩石之上一样。最为可悲的是，人们在休闲领域也像在劳动领域一样实行了一种尽责和顽强的精神、强迫性的伦理，奉行着一种尽义务、牺牲和苦行的原则。事情发展到了极点，便会演化为劳动反而成为使人们从休闲的疲劳当中恢复过来的场所和时间。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费社会的今天，休闲（自由时间），尽管“在经济上是非产性的，但却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 [1](P15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时间在这里是含义和符号交换的材料。休闲者在这里向人们标榜着自己时间的无用性，作为财富和奢侈品的时间的富余。于是，休闲也被陷入了一个社会救赎的范畴，因此，在这样一个一体化的、总体的系统中，不存在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有的仅仅是作为区分价值的标签。

三、消费的悖论

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行动主义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中，处于消费意识形态统治和奴役下的大众，为了冲破这种无限再循环的压制秩序，人们行动起来排拒物品、排拒消费、拒绝丰盛与成功，开始了一种以反消费为症候的非暴力反抗。于是，人们更加热爱原始状态的消费社会，他们通过“恢复有史册记载之前的古老文化的话语、感触、音乐、沟通方式，”[1](p181)从事着一种弃世实践和与社会的不容，开展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在大众传媒符号下进行的暴动。即便是购买了高级服装也要把它的痕迹抹掉。他们的信仰更多的是强调爱、觉醒和人间天堂、强调令人惬意和与世无争。

然而，这种反消费的非暴力反抗是否真的意味着是对现有的消费社会符号统治的一种颠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鲍德里亚指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 “潜消费”或“隐性消费” ，可能会以对物品的排拒、对“消费”的排拒等形式出现，而实际上这还是消费的终极目的所在，并且尽管它不是以张扬的形式，而是以简单和审慎的方式出现的，但是，他却是建立在奢侈的基础上被消费的。想想看，热爱原始状态的消费社会，说到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就是丰盛社会的一个奢侈产品吗？因此，尽管我们发动着、庆祝着种种潜消费、隐消费、反消费的情感暴动，但是，隐藏在整个表面反常背后的，不正是消费这个模态社会的支配性结构特征吗？因此，无论是我们自愿的被吸收还是我们排拒，最

后结果必将是我们不得不围绕着消费社会早已为我们编制好的强制性符码秩序一起前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将此残酷地表述为：‘在我们的时代，可以作为不妥协的例证的唯一事实，就是单纯地拒绝向用途屈膝，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服务。’”[1](p182)

四、结语

可以说，鲍德里亚的思想是深邃的，他使我们惊醒地认识到，真实自我的迷失；自由时间的丧失；反消费的无能。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消费社会的门槛，消费的时代已经开启，符号的魔力时刻在控制着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无限再循环之中了，每天我们都在通过“个性化”来找寻真实的自我，每天我们都以为我们比昨天更像自我了，然而，符码与意义的魔鬼一方面时刻地提示着我们，不，你们还没有完全找到自我，你还有空间和潜力，另一方面，又向我们指出寻找的方向与范例。我们既因为没有完全实现自我而懊恼，又为有了新的目标而激动，就这样我们在魔鬼的控制下无限的循环下去，直到我们筋疲力尽、声嘶力竭的瘫倒在魔鬼给我们搭建的舞台上，而此时是我们依然还没有感悟到真实的自我早已被删除不存在了。

即使我们累了，想在筋疲力尽的劳动中解放自我，然而自由时间无法获得，因为当下的休闲是我们赚取的结果，我必须把它的价值最大化，我对它要尽责、要义务，我们又再一次被休闲所控制、所束缚，就像普罗米修斯被束缚在岩石一样。更为致命的是，休闲同时还是一种的价值区分和社会救赎的符号，在这种社会价值的救赎中我们又再一次陷入再循环。

意识到了消费社会对人类的压制与奴役，清楚了丧失价值、理想与意识形态的巨大代价，那么谴责、排拒消费、反消费能否实现解放和真正的救赎呢？鲍德里亚认为不可能，因为，消费社会会“立刻就像把一个奇特且无攻击性的植物品种引种进来那样，把他们收

编进自己的民俗中”。[1](p181)于是，它立刻也会演变为一种时尚。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反话语，“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发谎言-----消费的语句和倒反。” [1](p202)它也构成了神话本身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是通过消费及对其揭示来建立平衡的，”消费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唱反调而获得了圆满完成”

[1](p202)。因此，鲍德里亚认为：“在神话的制造中应该让‘批判性’话语、让说教性质疑负

起全部真正的责任”。[1](p202)

然而，在对人们的被控制、被奴役境地给予无情揭露和批判的同时，鲍德里亚是否向我们指出了走出困境的道路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之所以也这样的指认，是建立在对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结语中阐释的有关《布拉格的大学生》电影故事的解读之上的。鲍德里亚之所以在本书的结语中引用这样一个电影故事，我想这恰恰是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的真实写照。对于影片中大学生以金子换影像直至最后的死亡。鲍德里亚的评述是这样的：“这一影像并非偶然被丢失或取消了的----它是被出卖了的。它堕入了商品的范畴，或许可以说，这恰是具体的社会性异化的意义”。[1](P194)整个故事把黄金，而且也只有黄金置于异化的中心。因此，可以说，“《布拉格的大学生》出色体现了异化程式，即被商品逻辑支配着的工业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化模式。” [1](P196)同时，大学生最后不可避免的死亡也向我们预示了异化是无法超越的，除了死亡之外别无出路。可以说，这就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未来的定位。说这一点，恐怕不仅仅就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而言，乃至鲍德里亚的这个思想历程来说，这样的结论同样也是适用的。特别是，伴随着鲍德里亚思想进程的进一步深入，这一点表现的就越发明显。《终结的幻觉》是鲍德里亚90年代抛出的阐述其历史观的小册子。其基本观点就是：“由于现代技术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倒计时’状态，因而在世纪交替之际，鲍德里亚悲天悯人地发出了‘历史终结了’的呼唤”。[2](P228)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被塑形的客体消失了，物性生产破碎了，真实缺席了，痛苦被狂欢所代替。而“鲍德里亚自己则是那个舞台中央射灯下制造幻觉的魔术师，当这一场游戏结束的时候，他虽然不想玩了，却迷失了下台的路。” [2](P34)“因此，鲍德里亚没有成功地构建出真正的

能动理论，尽管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保持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一种反叛消费和媒介社会的姿态。”[3](P8)

然而，在本书的最后一段，鲍德里亚还是绝望的哀叹道“我们期望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会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撒。” [1](P203)把希望寄托于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而不是沿着马克思关于资本的逻辑分析继续前行，其原因或许是由于鲍德里亚对后者的理论分析本身就不认可，还是鲍德里亚本人更加自愿地“重新进入了那种贪恋不舍的预言性话语之中、陷入了物品及其表面富裕的陷阱之中”。[1](P203)当然，更为可能的是他“运用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摈弃”[4](P24)，这在鲍德里亚后来的另一部力作《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1]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孔明安.物·象征·仿真——鲍德里亚哲学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

[3] (美)毕晓普、凯尔纳等.鲍德里亚：追思与展望[M].戴阿宝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4]

孔明安.鲍德里亚-现代社会的一位激进批判者-鲍德里亚思想研究综述[J].长沙：湖南社会科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