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科 课 程 论 文 （设 计）
城市集中安置社区中的传播形态与社区归属感
—以贵阳市花溪区为例
作 者 专 业 指导教师 学 院
石桥 传播学 周兴杰 副教授 文化传播学院
二〇一五年五月
摘要
集中安置失地农民是各地政府普遍采用的策略，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是影响其城市文化适应以及社区归属感的重要因素。考察集中安置区传播层面的各种问题兼具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价值，社区中的传播形态包括大众和人际传播、社区传播环境、传播（媒体）内容关注度、人际传播网络等。“社区归属感”作为社区形成的纽带，是城市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因素有集中安置格局、多层公寓式住房安置、集中居住区公共设施条件和高密度的居住方式等。研究集中安置区失地农民的传播形态和社区归属感对于政府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城市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集中安置区，传播形态，社区归属感，城市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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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安置区问题提出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不断向农村拓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失地农民的行。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达到1亿人以上。城郊大量失地农民被迫搬迁成为城市社区居民，他们不仅需要面对身份的改变，更需要实现再就业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价值观、生活态度等一系列的转变，这些转变其实就是他们对城市文化的适应。 “传播”作为一个考察城市移民社会心理状态的重要因素，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于集中安置区中的失地农民而言，他们如何融入当地的城市文化/社会生活经验，传播的因素不容忽视。有鉴于此，考察城市集中安置区中传播层面的问题兼具理论和实践层面价值，本文通过对城市移民的大众和人际传播渠道接触，社区传播行为环境评价、传播媒体内容关注度、人际传播网络等考察，考察集中安置区中居民的“传播形态”。
其次，“社区归属感”作为社区形成的纽带，是社会城市稳定发展的基础，在当今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唯有基于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这一方可形成类似[1]于迪尔凯姆所谓的“有机团结”，或者滕尼斯所言的“社区共同体”。社会成员的归属感被认为是社区最本质的特征，离开了成员的归属感，城市社区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将变得毫无意义。然而社区归属感淡薄被认为是我国城市社区生活中德一个普遍现象。
那么作为非本地居民的城市移民，他们对所移居社区/城市归属感的认知现状如何？传播作为影响社会/社区形成与维持的重要因素，在城市移民的归属感认知中到底起着何种作用？这是本文有待研究之后回答的问题，本文将寻找可能影响社区归属感的因素，在城市公共政策实践层面为和谐城市社区构建及增进集中安置社区中成员归属感提供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一）调研样本选择
问卷调查考虑到安置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是、自建房安置还是统一建公寓房安置等因素，最终选择了贵阳市花溪区洛平集中安置区为样本，该小区于2012年设置，距离贵阳市区20km，位于花溪郊区，搬迁户大多为花溪改造之后的周边失地农民，在搬迁之前的生活状态为进城打工和家里种庄稼种菜等方式，搬迁对象包括花溪到大学城沿线集中改造的村子，因此本次调查具有一定代表性。问卷发放80份，获得有效问卷80份，访谈对象为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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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问卷一方面对集中安置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从媒体接触频度、人际传播和传播环境等方面设计；另一方面对社区归属感考察，全面了解集中安置失地农民传播形态和社区归属感等整体状况。由于问卷调查方式考虑到入户问卷调查难度较大，所选择的问卷发放地点为小区成员，以及小区附近务工人员和部分社区管理人员。问卷发放过程中有调查对象不配合，不识字等因素影响，所以问卷在数量上有些少，不得不采取访深入访谈的方式，最终调查结果以访谈和问卷分析为主。
三、结果分析
（一）集中安置区中失地农民传播形态
1.媒体接触频度。
询问调查对象对于各种传播渠道的接触频度，包括报纸、电视、广播、杂志、互联网、朋友/同事等。调查对象对各种传播渠道接触以电视为最高，其次是报纸和朋友/同事，再次是互联网，杂志，最后是网络论坛和广播。这表明互联网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介已经走进寻常人民的传播基础结构中，成为社区传播系统中的一部分，访谈中集中安置区内的互联网接触大多为手机上网，占互联网接触频度的70%，其原因归咎于集中安置区里面的失地农民虽然分到了房屋但是失去了土地，然而60的人都会出去务工，任然一部分人仍然做起“背篼”，对于移动互联网手机端来说是他们使用的不二选择，方便快捷，重要的是费用相对没有电脑那么昂贵。
2.传播行为环境评价。
对于调查对象所在社区传播环境的评价，该观景亦是其传播行为产生的空间和背景。调查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小区附近的交通、（2）小区附近街道安全、（3）小区里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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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设施、（4）小区附近的医疗服务、（5）小区生活用品购买便利程度。在所调查的对象中对于“购买生活用品便利”评价最高，其次是“小区附近的交通”和“附近的医疗服务”最后则为“附近街道安全”和“公共活动场所/设施”最低。
3.社区人际网络。
考察社区成员在当前居住社区拥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大小。众所周知，农村的社会交往具有完全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农民由于职业与居地区重合，长期以来更多的是通过血缘、地域构建起来的较为封闭的、稳定的社会关系，如今当地失地农民进入集中安置社区生活之后，社会交往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表二数据显示，失地农民与原村里人密切交往的比例为50%，与亲戚密切交往的比例为25%，亮相合计达到了70%。而失地农民与同事密切交往比例只占13.7%，与市民密切交往的比例只占8.7%，两项合计为22.4%，这说明集中安置社区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网络依然保持了农村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鲜明特征，呈现出了高度的内倾化、同质化趋势，与城市社会以业缘为基础的人际交往特质有很大的差距。
表2 您平时交往接触最密切的人是谁
对象 人数 （人） 比例（%） 原村里人 亲戚 同事
市民（不含亲戚、同事） 其他 总计
4.媒体内容（城市）关注度。
考察对象对各种传播渠道中有关所居住城市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即所谓的“媒介化社会”，媒体为公众构建起威力巨大的“拟态环境”，随着集中安置社区的增多，失地农民搬迁至城市，传播背景发生了变化。因为对媒体上所移居城市相关内容关注的失地农民，很有可能对社区/城市具有更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反过来强化了移民对有关本地新闻事件的兴趣，这有可能是互为因果的过程。社区归属感与传播层形态有关
5.传播形态中人际传播影响社区归属感。
传播形态层面的2个变量，对城市集中安置社区归属感有着显著的影响，所处传播环境
40 20 11 7 2 80
50 25 13.7 8.7 2.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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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失地农民，其社区归属感更强，对媒体中城市相关内容关注更多地失地农民，对所安置社区的归属感更强。这与此前学者对于媒介接触和社区归属感的结论相符。
集中安置失地农民不会因为对大众/人际传播渠道接触更多而对所在社区归属感更强。虽然这种接触包括了较为宽泛的内容，实质上能影响到集中安置社区归属感认知的是对媒体中城市内容相关的关注度。接触大众媒介频度更高的失地农民归属感更强，这也可能反应了本地居民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拥有更大社区朋友网络的受访者，对所在城市社区归属感更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因为失地农民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贫乏；那么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可能将更多体现于人际关系网络，尤其是朋友网络。在社区内拥有的朋友越多，将意味着他们从社区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这对于提升社区归属感具有积极意义。
（二）、集中安置区中社区成员社区归属感 1.集中安置社区失地农民交往格局。
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仍然保持着一种格兰诺威特（1973）所说的“强关系”。但在熟人交往内部，这两种交往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在访谈中得知，小区中失地农民与亲戚交往都有一定的下降，但与原村里人的交往比过去更为密切。这种邻里的“强关系”维持确实能为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的城市文化变换提供庇护场所，有利于帮助他们消除对城市文化的陌生感，但是也会造成他们在农村的旧观念和旧习惯难以改变，不利于适应新的社区生活。
集中居住打破了农民原先的居住格局从而形成社会成员的重组，引发失地农民在社会交往对象上的新变化。问卷调查新显示（表3），对于“集中居住后您认识的人是否多了”的问题，62.5%的对象回答“多了”，15%的人回答“少了”，还有22.5%的人表示“没变化”，可见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在集中居住区后社会网络变大了，这些拓展关系网的人主要是通过社区活动和邻里活动以及城市求职过程中结识其他人而实现的。 表3 集中居住后您认识的人是否多了 答案 多了 少了 没变化
人数（人）
50 12 18
比例（%） 62.5 15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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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您是否愿意和市民主动来往
交往意愿 不愿意 不太愿意 比较愿意 很愿意 总计
2.集中居住方式对社区交往影响
2.1多层公寓式住房不利于失地农民交往方式
现阶段对被征收地农民一般实行多层或者高层公寓，安置房独立成套，这种户型结构符合城市居民对私密性的要求，也给居住者以充分的安全感，但是这种居住方式与大于刚刚从农村搬迁过来的农民来说，普遍感到生活上的不适应。访谈过程中以为被访者说到：“我家房子有个小院子，白天人在楼下只有晚上才会上楼睡觉，现在住五楼爬上爬下不方便，在楼上不想下来，下来就不想上去”这种上下楼梯的不便不仅表现在生活上，也表现在社会交往上，问卷显示，对于“上下楼梯是否方便您的社会交往”的问题上，41.3%的调查对象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可以看出，至少有四层被调查者感觉交往不便，这直接导致集中居住后邻里交往活动减少，社区归属感有所下降。
多层或者高层公寓是住房安置对社区成员的社会交往形成的障碍既是物质上的，也是新里上的。正如丹麦著名建筑学家扬.盖尔（Jan Gehl）指出的，“楼梯常常体现为一种实际上和心理上的障碍。人们往往不假思索的在同一层的房间上走动，却不愿意到楼上或者楼下的房间去……一旦下楼之后，人们就不愿意再上去生了很大的影响。
2.2集中居住区设施条件影响社区内的社会交往
公共空间为人们的户外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农村，同一村子的人们可以三五成群的聚集在一户人家或者村口聊天。现在环境转变但是聊天习惯没有改变，小区重的熟人经常聚集在楼道口、小区出入口等公共场所聊天或者打牌。对于他们来说，楼道口和小区出入口是大家必经的地方，也是交往发生的空间场所，因而为居民发生潜在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场所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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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集中居住方式对人们的交往产
人数（人）
6 18 40 16 80
比例（%） 7.5 22.5 50 2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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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小区内部设施不会像商品房一样有完善的配套设施等公共场所，。通过对社区归属感与社区周边配套设施两个变量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即集中居住区配套设施越完善，社区成员社区归属感越高。问卷显示，认为周边配套设施“很完善”的调查对象占5%，认为“比较完善”的占33.3%，合计为38.3%；认为“不太完善”的占52.2%，认为“很不完善”的占9.5%，合计为61.7%。由此可见，六成以上的被调查者都认为集中安置区周边配套设施不完善，这不有利于社区归属感的提高。在所调查的集中安置小区中几乎全为10层以上的商品房而且每一栋楼都相对紧密，公共空间极度匮乏，极大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公共交往，进而影响社区归属感。
2.3集中居住区邻里关系淡化，邻里交往频度有所下降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t E.Park指出：“邻里和邻里的交往，是在与城市生活组织形[3]式有关的联系中，两种最简单、最基本的联系方式。”这种基于本地的联系方式直接培育了本地的情感，从而肯定了邻里关系在维系社区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农民集中居住前的农业社区，是一个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社区，也是一个“熟人社会”。邻里相互照应相互信任。然而集中居住之后他们便进入了一个相对陌生的社区，住户都是从不同村子搬过来的“陌生人”，还夹杂着一些外地人口，人与人之间显得生疏，导致社区归属感下降，邻里关系淡化。一位被访者说到：
以前我们需要借什么东西，只要喊一声就可以，现在不行，去敲门找邻居总觉得有种距离感。我们和邻居的交往没有以前频繁，以前村子里的都经常来往，谁家来了亲戚都知道，彼此和睦相处，大门都是敞开的，现在都是关着的。空闲的时候都是在看电视，很少像以前一样串门聊天，邻里关系不如以前了。
由此可见，集中居住后邻里关系的确不如从前，实地调查中了解到，现在邻里之间有空还会再楼下聊天但是串门还是少了许多，甚至不少人表示从不串门，这道有形的门也筑起了人们心中那道无形的门，从而阻隔了邻里的交往，导致交往频度下降。问卷调查显示，对于“集中居住之后与邻居的交往频度”问题，18.9%的人表示“十分频繁”，45.3%的人表示“没什么区别”，35.8%的人表示“没以前频繁”。
2.4高密度的集中安置方式容易引发一些邻里矛盾
集中居住对邻里关系的影响还表现在部分住户的生活习惯造成的邻里矛盾上。集中安置之前，农村住房大多是独门独户，较为宽敞，农民生活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集中安置使得大家居住空间骤然所见，感觉紧紧挨着在一起。一些居民的生活习惯常常会引起邻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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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调查中，一位被访者抱怨的说：“有些人素质比较差，住在楼房晾衣服不管楼下是否晒东西，直接把滴水的衣服挂出去；进门口满是泥巴还会溅到自己家门口”类似的情况在其他[4]研究者的实地调查中也有反应。
显然，集中安置虽然拉近了邻里的距离，但是也使得邻里的生活因一些人的生活习惯等受到了影响。问卷调查显示，31.5%的人认为在集中居住后邻里关系变差了，33.2%的人认为邻里关系变好了，另外35.3%的人认为邻里关系没有变化，几乎各占三成。花溪集中安置区是出于花溪郊区，成员结构复杂，有部分少数民族，个人习惯不尽相同，所以生活上的差别不可避免，矛盾也不可避免，可以肯定，高密度的居住方式导致社区归属感下降。
四、思考与建议
（一）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失地农民城市适应性。
帮助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融入社区生活，融入社会城市网络，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的就业率，扩大业缘交往。（表4）显示，至少存在70%的失地农民愿意和城里人交往，交往就会扩大业缘，也更加方便失地农民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但要实现和提高就业，失地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固然重要，但其是否愿意就业的态度更为重要。政府从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的思想观念教育入手，做到思想观念教育与文化技能培训齐抓并行。
（二）扩大社区公共空间、促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交往
农民集中居住后莅临见原有的公共共享空间的消失，使邻里互动机会大为减少，也造成彼此的心理隔膜和梳离，诚然，让今天的失地农民再回到公用一个水井一个河塘是不可能的，也是人们不愿意的。因此要创造新的共享空间，这就内在要求规划建设部门从集中安置居民的社会交往需要出发，将社会交往问题纳入集中居住区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中去，通过一定的空间规划与安排，扩大集中居住区的公共空间。
正如建筑学家扬•盖尔支出的“只要有了某种的特定建筑形式，邻里的交往和密切关系就能不同程度的发展起来。仅有的建筑设计是不够的，但通过设计创造适宜的条件，就能鼓励交往。”因此在农民集中居住区要尽量创造出适合居民户外社会活动和交往的公共空间，如增加绿地和广场面积；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并且完善；此外，针对农民集中居住的部分高层住宅造成交往不便的事实，可以考虑将高层住宅的走廊进行少许的扩宽，并配以绿化桌椅，每隔几层设置一个公共交往空间或者回廊，使楼梯和走廊构成生活和交往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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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助大众传媒力量，引导市民接纳失地农民。
交往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在集中安置的失地农民与市民的交往上，与失地农民主动积极的交往态度不同的是，市民对失地农民大多延续了一贯以来的排斥态度。市民对失地农民的排斥包括原油的文化生活模式以及基于根深蒂固的对乡村文化和农民的歧视。长期以来农民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大众传媒的选择性呈现，而媒体对于失地农民的报道却常常充斥着遍地和妖魔化。从而加深市民对失地农民的“刻板印象”。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其掌握的传媒系统的正确引导，多从正面宣传失地农民在城市化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客观报道失地农民的努力和付出，改善失地农民在市民中演满、愚昧和粗俗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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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汪玲萍.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社会科学论坛［J］，2006（12） [2] [丹] 扬.盖尔.《交往与空间》，何人可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第146页
[3] Robert E. Park “Thecit：suggestions佛如他和investigation o Human Behaviou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in R,Park and R.burgess,eds,the c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p.7 [4] 徐惠明.《失地农民城镇居住适应问题分析》，《新西部》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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