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人对待书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者可以称之为通病，要么不喜欢读，弃之如敝履；要么过度迷信，字字视为真理。
特别是在处理古代历史和文化类书籍方面，有些人很难理解，不是束之高阁，而是遇到新观点吞枣，活着，缺乏对古代文化和书籍的科学态度。
简单派遣:古代图书的一种形态
究其原因，除了与读书习惯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古代书籍编纂、收藏、传播和发展的大体了解和认识。
众所周知，先秦两汉时代，中国文字和书籍从无到有，逐渐经历规范化、制度化、经典化的过程，其中战国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时期，诸子争相游说、设台讲义、书立说明、产生的文化和书籍、 尤其是儒家经典，历经后世历代的权威坚定和神圣，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重要思想的基础，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对于非专业历史和文化研究者，常常对古代尤其是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书籍产生错觉，认为这些书籍，自商周时代文字产生之始，就被整理成册记录下来，一代一代进行了明白无误的传承，或者犯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简单把这些书籍认为是后人编纂的神话故事。
甲骨文 由于这些认知的发生，经常忽视基本事实，在先秦两汉，特别是先秦时期，由于造纸、印刷技术还没有出现，文化和书籍管理政策发生变化，口传情况多，书籍数量非常有限，书籍传播困难，信息可能失真或丢失。
自商朝建立到司马迁作《史记》，期间相距大约1500多年，这其中先秦书籍又经历秦始皇“禁文书而酷法”、制“挟书律”“焚书”，和项羽“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毁阿房宫“烧书”等两场困厄之火。但是根据考古学发现，《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历代先王谱系与出土的甲骨文记录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发现，《史记》中的部分史实存在问题，如1975年12月在湖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朝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秦朝竹简、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帛书，均发现与《史记》中记录史实不相符的情况。
传统竹简
问题随之而来，在阅读古代书籍研究古代文化，特别是研究影响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先秦和两汉文化和书籍时，应该有什么基本态度？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文字和图书的出现，揭开了先秦两汉时期书籍法律的变化、书籍的编纂和传承等神秘面纱。 这是一个非常新鲜有趣的挑战性尝试，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正确研究古代书籍的构想，特别是古代文化和书籍的科学态度和素养是很重要的，具有切实避免、希望、质疑、倾听文生主义的目的思考方式。
据考古学发现，上古时代既有符号记事，夏之前既有文字产生，商代开始出现书籍的原始形态。这些考古学的发现，有助于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坚定先秦两汉书籍研究的信心。
首先明确两个基本情况：文字书籍产生、书籍最初形态。 黄帝的史仓颉，看到鸟兽蹄印，知道分别的不同，第一次做成书证……因为是以象形为基础，所以被称为句子。 之后，形式的声音得益，就是所谓的语言。 ——《说文解字》
1987年3月到6月，考古学家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对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贾湖遗址进行第六次发掘时，发现了龟甲契刻符号，据考证距今约9000―7500年。符号虽然并非文字，却是文字孕育的重要阶段，这说明在上古时代，人类已经有了类似图文记录的意识。
丁公遗址陶文
1991年，考古学家在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第四次发掘龙山文化丁公遗迹时，发现了刻字陶片，通过对刻字的体形、章法的配置等进行分析，确认其为初期文字。 陶片5行11字，据考证现在约4100~4200年间，早于中国第一个世袭封建王朝-——夏朝出现。 陶文、甲骨文、钟鼎文（金文）是中国古代早期的文字形态，对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考证，很多是基于这些文字记录展开的，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祖先，万邦的君，有典有则，李昏厥的子孙。 —— 《尚书》
文字是图书产生的前提。只有产生了文字，图书才具备产生的条件。据《尚书》记载，殷商先人已经用“典”“册”，记录成汤灭夏的故事。
中有“古典的忘祖”一词，从《左传·昭公十五年》开始“国籍之父不断！在数典中忘记祖先。
”这里的“典”是周景王问晋先生籍贯时举出的王室送的礼物的古老典。 在甲骨文中，“典”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是“册”，代指用来书写的竹简；下面是一双手，表示恭敬捧着手册。“典”“册”的本义，就是指王侯贵族之间的重要法度文件。以后，“典”“册”内容逐渐扩展、丰富，泛指图书、书籍。
文字“典”的演化
限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夏商时代的文字数少，典籍图书的种类和数量也有限，流通范围仅限于王官贵族。
随着考古学的推进，这些记录和先秦古书的记录发现有很多内容可以相互证明。之后到两汉时代，书的主要形态以简单派遣(竹简、木简)、绞刑帛为主。
这些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考古学发现，不仅补充了历史、验证了历史，而且为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更有价值的参考，其对古代文化和书籍的重大意义更在于有理、有节、有据的反击了“疑古思潮”和由此演变而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定了对先秦两汉书籍研究的信心。
先秦两汉时代，国家就图书法律的变化向王官学习，严格规制，在四夷、文化之下学习，之后经历了严格管理，再次向大众传播的变化过程。先秦两汉时代是关于国家图书法变化的变化期和成形期。 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经典和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主流思想的重要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主流思想的来源。 西周至春秋中前期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与商纣在牧野进行决战，商朝灭亡。周武王去世后，武王之弟周公旦辅助周文王治理国家。
周公旦画像 周公旦摄政七年，确立了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各种制度，如宗法制度、分封制、嫡子继承法和井田制等，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中在文化方面，确立了与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礼仪、伦理和行为规范，后代称为“周公治礼乐”，由此用文字固定的文献统称为“周书”。
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逸周书》
“周公治礼乐”根据宗法血缘，由于周王朝需要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当时封建等级制度非常严格，书籍以甲骨、简单派遣为主，数量极少为前提，书籍和文化呈现四大特征:书籍是正式的，在王官学习，不签名，书籍没有定本。
所谓“书在官府”，是指书籍作为统治阶级也就是王官贵族的等级特权，深藏于官府之中，不得随便抄阅，不能公诸于众。所有的书籍都是官府书籍即“官书”。所谓“学在王官”，是指这些书籍专供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学习，与普通百姓无缘，且官职老师多是口头传授的，学生主要是背诵记忆，自行领悟。
其他两个特点“作不署名”“书无定本”将在后面介绍。在这种以封建等级制度、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官书垄断制度下，封建统治阶级实行政教合一，对文化和书籍进行铜墙铁壁般的垄断。
从春秋中后期到秦朝统一六国春秋末期，周王室内混乱加剧，各大名国内也经常发生王侯被驱逐或杀害的事件，社会陷入动荡，严格的等级制度开始产生裂缝。 在衰落的老贵族中，有些人依靠本来所掌握的文化知识，设置讲坛讲课，接受弟子们，开始私立学校。
孔子画像 自春秋后期孔子开始，办私学逐渐成为一种风尚，“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四夷”，文化知识和书籍开始逐渐向民间下移，有些官书悄悄流入民间。
惠实多方，那本书是五车，那条路驳倒了，那句话也不对。 —— 《庄子·天下》 诸子百家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四处游说，同时写下大量文章，在民间广为传播。这些数量不菲的诸子著作，产生于民间，并非官书，主要通过讲学和记录形式在民间流通。
官书悄悄地流入民间，各子的着作一经传入民间，民间的藏书就越来越丰富，在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中记载着“现在国内的民众都在语治、藏商(鞅)、管(仲)的法律家……藏孙(武)、吴(起)的书法家”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民间藏书，使得一些古代经典书籍得以避秦火和战火而流传下来。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秦朝制“夹书律”，从禁止私书秦孝公采用商鞅变法的时期开始实施愚民、轻文、重法政策，开始焚烧儒家经典。 商鞅成为秦国历史上实施焚烧本的第一人。 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首相李斯的提议下制定了“夹书法”，民间所藏《诗》 《书》和诸子百家的论述，都规定为官方烧毁的私有不得收藏任何学派的书籍，是文化灾难不可避免的开始。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
“夹书法”的实施，打破了战国时代民间自发形成的文化潮流，将国家文化和书籍的管理政策以法律形式逆转为西周七八百年的官书垄断制度，给古代的书籍和文化带来空前的破坏，特别是被周王室和其他六国的手牢牢控制，允许私家的收藏和复制 西汉除“挟书律”，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下令废除“挟书律”：“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制，到汉惠帝除，这项法律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3年。
除了“夹书法律”以外，废除了妨碍官僚和平民收藏和传阅书籍的法律条文，显示私书和
民间私学的禁止完全被解除。从此，民间个人可以自由阅读、抄写、收藏、传播《诗》、《书》等历史书籍。 《夹书法》的重要意义在于解除对民间书籍收藏流通的禁止，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书籍向大众自由传播的时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王国维
西周时代的传世经典虽然是正式的正史，但根据史官的职业精神和统治阶级的态度不同，真实度和记录的立场也不同。 此外，除了国家图书法的曲折变化外，由于战争因素，许多古代优秀图书无法从西周世代的原本继承下来，图书的收藏、继承和发展受到毁灭性破坏，需要辩证合理地阅读古代图书，考证历史的真实性。
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民间藏书和私书对文化经典的传承和发展起着保护作用。
西周时期，书籍“作不署名”“书无定本”，战国时期诸子“述而不作”，使得先秦书籍版本较多，增加了研究古书的难度。
上文讲到，在西周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影响下，书籍作为由王公贵族独擅其美的“官书”，在春秋中前期及以前呈现出4个特点，其中在编纂和传承上的两个重要特点是“作不署名”和“书无定本”。
史官不签名。 夏周时代设立史官，负责文字记录和书籍管理。
他们记录编纂的文件典籍不是个人作品，而是代表王室和诸侯的政治立场。 书为王和王子所有，史官不能签名的书只限于官方，不能流通，史官不需要签名。古代皇帝诸侯必须有国史来记录言行。 后世有很多工作，那条路很繁茂。夏殷已经上了，左史记，右史记事。 —— 《隋书·经籍志》
私家无著作。官书深藏于官府，作为统治阶级身份的象征和巩固政权的一种方式，专供王公贵族学习使用，禁止民间或私人抄阅，因此缺乏私家著作产生的条件，西周及春秋中前期基本没有私人署名的著作。
所谓“书无定本”，是指书籍没有固定的版本，甚至连官书中的单篇文章也没有固定的版本。先秦时代书籍多为汇编整理而成，是在漫长时间内，众人累积的成果，多非“一人一时之作”；此外书籍在秘密传承过程中，为适应新的状况，被不断增删、修订成为新作，期间各类版本在诸侯国之间偶尔抄传，或者新旧版本混杂，流传后世的版本较多。 “不签名”和“书的无定本”是先秦书籍和汉代以后书籍的重要区别。
战国时代，私立学校很盛行，但在“官书”管理制度中仍然发挥着影响。 为了避免这种制度的迫害，古人常“说也不做”，诸子百家“口授”教育兴盛，没有形成简单派遣、绞刑等书籍形式教育。
以《论语》为例。众所周知，《论语》并非孔子本人而作，而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汇编成的语录集。秦始皇制“挟书律”，儒家经典首当其冲，
民间几近绝迹。汉惠帝除“挟书律”，汉武帝“命天下计书”、政府重赏收集天下藏书，《论语》得以重现。彼时《论语》有三个版本：《古论》《鲁论》和《齐论》。
《论语》
西汉末年，汉成帝的师傅安昌侯张禹根据《鲁论》线圈，将《鲁论》和《齐论》合并为一个，形成《张侯论》，当时被尊为《论语》权威。 东汉灵帝时代，蔡邕等修正儒家经典刻在《熹平石经》，其中《论语》用为《张侯论》版。
东汉末年，被称为“汉代最大的通儒”的郑玄，根据《张侯论》，参考《齐论》《古论》，作为《论语注》，成为后世《论语》的定本。
先秦书籍版本较多，增加了后人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难度，以至于连清代张之洞也感叹道，“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由此造成了一些书籍“冤案”。好在前人已在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西汉末年朝廷就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校理典籍工作，对当时所存文献中依托和真伪掺杂现象进行辨析，并据此编纂了《汉书·艺文志》。此后，各朝各代在这方面均做了大量工作。
总结:整顿对古代书籍的科学态度，确立理性思维，巩固文化自信。本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培根
以上通过文字与书籍的发生、先秦两汉时期书籍法律的变化、书籍的编纂与传承等角度分析，有助于合理处理古代书籍的构思，正确研究古代文化与书籍的科学态度 摒弃历史虚无主义。一部分人看到先秦古代书籍在记录上存在矛盾，就盲目加入历史虚无主义阵营，轻率的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了解先秦古书的编纂、管理和传承特点，就要坚决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坚定向书籍学习精华的信心。理性对待古代书籍。由于众多原因，部分古代书籍在内容、版本上尚待进一步确认考证。“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对待任何书籍包括古书不能唯书本论、不能死读书，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性化思维，怀着辩证分析和科学取舍的态度去阅读和研究，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深入研究古书精华。古代书籍作为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记录，作为民族文明的成果传承，又经过历朝历代大浪淘金，是中国古代优秀思想和智慧的结晶。对待古代读
书，不妨在有兴趣爱好的前提下，沉下心去、鉴古知今，以历史观点剖析当下，用历史智慧推演未来，让书写在古代书籍中的文字焕发出别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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