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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看待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的探析

2020-05-19 来源:独旅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货币政策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后,银行信贷出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今年1至2月份,两个月银行信贷增长达到2.69万亿元人民币。有监管机构认为,这种增长是在增加规模与控制风险的之间寻求平衡,这种信贷超快速增长是合理的,而且是可持续的。国内银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能够持续吗? 我们先来看看中美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两国政府都十分关注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紧缩,但美国政府采取的方法是向银行体系注资,是采取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市场的流动性;而中国政府是把从紧的货币政策改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各种利率等。尽管两国的政策采取方式看上去有点相同,但是实际的结果则迥然相异。先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据美联储的数据,20xx年9月的基础货币是8000多亿美元,而20xx年1月基础货币已经提高到1.7万亿美元,但银行业的货币乘数反而从9倍左右下降到5倍不到。也就是说,尽管美联储已经为银行业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但美国银行业的放贷量始终没有增加。而商业银行信贷无法解冻,让美国的企业都陷入资金紧缺的状态,这反过来又使得企业贷款违约率上升,商业银行更是惜贷,美国整个经济及金融市场陷入一个“死循环”的恶性怪圈。

中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银行利率一下降,商业银行的信贷立即快速增加,而且这种商业银行信贷迅速增加还出现超常规的态势。从20xx年11月开始到20xx年2月,中国商业银行信贷增加了39402亿元。商业银行信贷快速增长,不仅让整个投资快速增长,而且也让一些大中型企业获得大量的信贷资金。从现有的一些数据来看,到20xx年2月底为止,20xx年下半年整个经济迅速下行的风险也在减弱。 为什么同样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局面与结果?这就在于两国的经济体不同及金融市场的条件不一样。近几十年来,美国发展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而且美国服务业又是以金融业为主导。由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从金融业开始,然后蔓延到实体经济的。因此,对于美国以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体来说,其受到伤害是十分严重的。

中国是以实体经济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中国的影响自然是很大,特别是由于欧美经济衰退而导致中国订单迅速减少,从而使得中国出口在这几个月迅速下降。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则十分有限。

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20xx年11月至20xx年2月,国内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高速增长,超过20xx至20xx年全年的信贷增长,也快于剔除11至12月的20xx年前10个月信贷增长。面对这种态势,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国内商业银行信贷如此高速增长,这些信贷流向了哪里?

从20xx年11月至20xx年2月的新增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及票据融资的数据来看,新增短期贷款占比为20%;新增中长期贷款占比为35%;票据融资占比为39%;居民贷款占比为6%。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票据融资比重占比过高,这既有可能是大量的信贷在银行体系内循环,也可能是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后随着市场资金价格的变化而重新选择的融资方式与渠道。至于到底是哪些因素在起主导作用,还得通过进一步的数据变化来观察。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随着票据融资的增长,存款上升的幅度也很快。票据融资快速增长是不是与企业的套利行为有关呢,而不是让这些信贷进入实体经济。 其次,中长期贷款比重较高。它基本上与十项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十大产业规划的政策相吻合,大量的中长期贷款通过五大国有银行进入效益较好和信用较好的大中型企业,以及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这样有利于商业银行降低在经济下行情况出现的信贷风险,但有一点也值得关注,由于大量的资金流入大中型企业,而商业银行不愿向下游加工制造业企业及中小企业贷款,从而使得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局面无法改变。信贷资金的不平衡分布,也容易导致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由于房地产开始进入周期性调整阶段,以及国内房地产市场购买对象以

消费者为主导,从而使得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迅速下降。可以说,目前国内最大的个人信贷消费需求是住房,它也是居民的最大的最终消费需求。如果住房最终需求不能够快速增长,扩大内需可能面对许多困难。

还有,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xx年增加商业银行信贷5万亿元的目标。尽管该目标的弹性很大,但是如果以20xx年1至2月份信贷增长的实际情况来看,全年的商业信贷增长会达到10万亿元以上。当然这个数字只是一种类推,不过,从这个类推中,也应该看到20xx年信贷超增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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