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比较阐释

《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比较阐释

王金伟 崔晶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下文或简称“范记”）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下文或简称“欧记”）同为古文名篇，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范记被时人称为“四绝”之一，而朱弁《曲洧旧闻》则云“《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足见评价之高。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也有不少，但论述多浮于表面，缺乏对创作背景及文学意义的深入分析。本文拟将作品置于时代背景中，通过文本精读来考察二文在相近创作生态中的不同艺术呈现，进而管窥文学风貌由唐至宋的嬗变。

一、相近的创作生态

《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有不少相同与相通之处。

一是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宋王朝政治体制中存在“冗员”“冗兵”“冗费”等多种弊病，和平时期虽隐而不彰，但在仁宗宝元、庆历间对外与西夏发生战争、国内农民起义等突发事件的刺激下显现出来。在形势逼迫下，仁宗赵祯“遂欲更天下弊事”，遂推出了“庆历新政”。但积弊已久，沉疴不起，改革遇到强大阻力，主持改革的范仲淹等人先后被排挤出朝，“新政”不久即宣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罢参知政事，改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后为给事中、知邓州，《岳阳楼记》即创作于这段时间。欧阳修也由于支持新政，于同年被贬，知滁州，不久创作了《醉翁亭记》。二文创作时间很接近，《宋代文学编年史》将二者均系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其时政治改革遭遇

失败、改革者被贬黜的背景基本一致。

二是相似的作者经历与主张。范、欧的人生经历都可概括为少年清贫，苦读及第，曾为高官而仕途坎坷。范仲淹生于仕宦之家，但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早年家境贫寒，苦读时甚至“断齑画粥”；欧阳修三岁丧父，清贫中其母“以荻画地学书”。范、欧勤奋好学，后来都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重要官职。二文创作时，正值两位作者被贬出朝，在逆境时仍有作为，其情感又有相似之处。范、欧从年辈上虽堪属异代，但他们志同道合，政治、文化活动有很大交集，私谊颇深。政治上，欧是范主导的“新政”之追随者；文学上，范又是以欧为领袖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之先驱。他们文学主张有很多契合之处，认识到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进步的文学传统，并以实际创作来进行理论主张的实践。故二文的创作主体有诸多相似之处。

由此可见，《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产生于相近的创作生态中。那么，两者是否一样风味、一般模样呢？事实并非如此。从文本来看，二文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更明显的是艺术呈现的迥异。

二、不同的艺术呈现

（一）醒与醉

范记写“把酒临风”，欧记写“与客来饮”，二文都写到了酒。但比较而言，范记基本表现为清醒状态，欧记则是“醉态”主导全篇，两者明显不同。

一方面，范记重理性论说，欧记偏感性描述。范记开门见山地说明了创作缘起，使用的是平实、准确的言辞。后文每部分都有相当篇幅的抒议成分，最后一段几乎全是议论：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段议论对作者的思想主张进行了集中阐发，其境界博大、论证深刻、抒情真切，对后世影响深远，前文的风景描写甚至降为“起兴之笔”。

欧记则以描写（风景、民俗）和叙述（事件）为主体，说理、议论甚简省：“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其论说又是艺术化的，表述相当随意。宋人笔记《幕府燕闲录》中曾记载范仲淹作文时因使用了“诚为清佳，然今无其官”的“太守”官名而被尹洙批评。治学严谨、曾主持《新唐书》等史书编纂的欧阳修深谙其道，却在《醉翁亭记》中通篇以“太守”自称，且出现频率很高（全文大概有9次之多），足见是其有意为之，特以“醉态”笔法进行书写的结果。

另一方面，范记状写景致逼真，庄重宏大；欧记特拟虚境，充满谐趣。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时，身在邓州（在今河南西南），与岳阳相去甚遥，其文之写景全来自想象。但由于想象合理，表述认真而清醒，描写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其逼真使读者见文如观景，有身临其境之感。由于此文是受人所托而作、用以记“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美政，全文庄重认真，从始至终中规中矩，无一丝诙谐意味。其写景宏阔，描绘“巴陵胜状”彰显了崇高的审美格调，末段深沉而博大的思想阐述更令人读之肃然，丝毫无嘻哈调笑的成分。

欧记则如同一幅风俗小画，描绘了一方州郡的父母官与民同乐的和谐景象。作此文时欧阳修不足四十岁，却自称“年最高”“苍颜白发”之“翁”。但这位长者又有些“为老不尊”，他“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宽厚豪爽、平易近人。文章也刻意渲染了热闹的气氛：“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酿

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甚至有一定笔记小说特点。与范记相比，此文具体细腻，充满谐趣，故《黄氏日钞》评之“以文为戏者也”，王若虚也说此文“以文滑稽”。

由于身负作文记事的使命，范记显得冷静清醒。欧记则借助“醉”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智给艺术带来的束缚，“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实现了以文章呈现官民同游同乐、和谐融洽的政治愿景。

（二）忧与乐

二文都是探讨“忧与乐”这一古典文学中重要论题的佳作。但范记呈现出深沉的忧患之感，欧记则凸显了喜乐和谐的氛围。

范记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范仲淹诗文中对“忧”与“乐”的讨论反复出现，如其《上执政书》《转礼部侍郎表》《睦州谢上表》中都有相关表述。此记中虽分写了两类登楼者，各论其或悲或喜的不同心境，但这两种情形均是作者对现实深切关注的投射，仍是他对江山社稷牵念留意的结果，是“忧”的表现。当时作者从执政地位贬任地方，政治抱负遭遇挫折，故范记主导情绪是偏重“悲”与“忧”的。

欧记写太守与民众一同出游山林，相聚宴饮，同去同归，欢乐基调贯穿全文，文中“乐”字出现10次之多。“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这本是自然景观之乐；而“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乐趣又可转寄于“宴酣之乐”，这是人文社会之乐；甚至人的活动对自然也产生了影响，“游人去而禽鸟乐也”，乃为又回应自然之乐。《庄子·秋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太守非禽鸟，本亦不能知禽鸟之乐，但他如此说，其实禽鸟

乐是人民乐的艺术观照。汉儒将先秦“天人合一”之说发展为强调道德追求的哲学思想体系，欧记极力表现自然与社会其乐融融的氛围，凸显了全方位的喜乐和谐。

（三）仕与隐

范、欧皆北宋名臣，在当时政坛、文坛享有盛誉。官吏、作家的双重身份使文章也反映了他们在人生选择上进退仕隐的差异。

范记是作者应友人滕宗谅之请而作，其主要目的如文中所言，是“作文以记”滕氏在“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以及“重修岳阳楼”的政绩，并借此发表个人的政治理想。《渑水燕谈录》载：“庆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岳阳楼，属范文正公为记，词极清丽。”滕氏《求记书》“构成了范仲淹艺术构思的基础”，因此文章紧扣政治主旨展开，以大篇幅论述两类人之心境，强调无论在朝或在野都要关心家国，不管“进”或“退”都要对人民有所忧虑，文末更拈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伟大的政治宣言。该文张扬了一名士大夫置个人荣辱升迁于度外，对国家、民族勇于担当的崇高精神，其中毫无对于政治任务退避、隐匿的倾向。

欧记则同时表现出隐逸和出仕两种人生取向。一方面，文章写山林之乐，明显具有“隐”的追求。自先秦时代渔父歌《沧浪》，到晋宋间陶渊明归耕田园，乃至唐王维置辋川别业等，隐逸文学与山水田园联系密切。欧记描写醉心自然、寄意山水，表现出隐逸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文章时时回扣政治身份，又表现出对“仕”的留恋。作者与抒情主人公统一于文中“太守”形象。太守是古代州或郡的行政长官，《简明古代职官辞典》释日：“官名。秦代设郡守，主管一郡政务。汉代景帝时更名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隋代初期，废州存郡，以刺史为郡韵长官。宋代以后，改郡为府为州，郡守已经不是正式官名，但习惯上仍称知府、知州为太守。”尽管具体所指有异，但其作为封建时代

一个重要的地方官官位，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欧记中写的组织规模宏大的出游、举办大型宴会的能力）毋庸置疑。文章津津乐道于太守与民同乐的德政，正是作者对于政务无法回避乃至刻意强调的表现。另外，欧记中自然之乐悄移至人事，对民从官游、官仁民恭的和谐政治局面着意描绘，也是作者留恋“仕”的表现。可以说他是身在山林，心系朝政，此文兼有人世与出世两种取向，可谓徘徊于仕、隐之间。

三、嬗变的文学风貌

若说二文艺术呈现上的迥异是“殊途”，那么，从整个文学发展角度看，两者又“同归”于宋代“新古文”发展变化和定型的进程中。二文创作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为繁盛的时期，体现出散文乃至整个文学风貌由唐至宋的嬗变。

其一，士人心态趋于平和，情感抒发更加舒缓。古代士人对于迁谪的悲哀伤怀从屈原开始就表现得颇为鲜明，至于唐代仍较普遍，古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即堪为代表。若说柳氏《岭南江行》的“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只是感慨的话，韩氏《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之言则可谓哀吟了。然唐、宋之际，士人对待贬谪的态度悄然嬗变。中唐时白居易等人“中隐”思想获得士林一定程度的认同，泰然、平和的生活态度渐为广大士人接受，宋人在“穷”与“达”中保持泰然自若较普遍。洪迈《容斋随笔》中云“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戏罢则亦已矣”，“当如老人之抚节物”“当如小儿之弄戏剧”“当如醉人之受骂辱”“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损”即是很形象的表述。范仲淹被认为“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欧阳修自言“达于进退穷通之理”，《宋史》本传说他“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二人堪称北宋士人的重要代表。

反映在作品中，唐、宋之文面目判然。柳宗元“永州八记”作于被贬之时，其文抒情

悲观压抑。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自陈“余为修人”“恒惴栗”，奠定了压抑基调，后文虽极写日常漫游、得山野之秀，但风景的“异态”“怪特”造成了突兀和陌生感，文末“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流露出了“今是昨非”之感，更使全文情绪低落。《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总体上表现出忧深冷寂、孤凄悲凉之感，景虽美但“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作者被贬后的失意、孤凄展露无遗。宋文抒情则相对舒缓旷达。范记明确提出了异于“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主张，欧记以治理地方、与民同乐来表现随遇而安的旷达。范记在“唐贤”张九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今人”丁谓、夏竦等人作品基础上进行了”同题创作”并实现了超越。其写“谪守”者，不只滕宗谅，也包括范氏自己、欧阳修乃至其他同志者，是整个士人群体的代言。

其二，文学论说辩证全面，理性成分得到加强。表面上是范醒欧醉，但欧记又非全是“醉话”，其文末言“醒能述其文”，即表明了作者对清醒和理智的自觉。二文艺术表达上与杜甫《饮中八仙歌》有相似之处，都堪称是对“醉酒”的“直观感受”基础上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醉翁表面狂放，酩酊大醉，但其身醉心醒，从未放下士的担当。其讲求与民同乐，仍是《孟子·梁惠王下》追求的“王道”之体现。倒是当范仲淹沉醉于江南美景、于为政要事几乎忘怀之时，欧阳修写信婉言相劝，表现出了可贵的清醒和积极：“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然窃惟希文登高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欧记写行乐，其实也隐含了深刻的忧患，众人只知相从游乐却不能理解其心境，正是这种心理的透射。这也是欧氏不“醉”、不“乐”、不“隐”的体现。由此可见，范、欧二人之作写清醒与迷醉，谈忧乐，论仕隐，颇能兼顾，对于三组人生命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辨正与综合，这是宋代文学偏重理性中和的体现。

范、欧之论说，蕴涵了一种与群体“同呼吸、共命运”的思考，如论者指出的，“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

成熟之境”。这是宋人异乎唐人之处，也是唐宋文学不同风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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