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

1949年中国人口5.4亿，1969年8.1亿，1989年11.3亿，2009年预计13.4亿。第一个20年增加2.7亿人口，第二个20年增加3.2亿，第三个20年就只增加2.1亿了。到第四个20年，我们只能增加1.2亿人口。也许国内绝大多人会认为，人口减少是一件好事，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公共资源和自然资源分配到每个人身上，就业形势会大大好转，“蜗居”现象也不会出现。但事实上，这样的假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中国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保持新增人口的稳定增长。似乎国内的主流经济学派是不提“人口红利”这个概念的，但实际上中国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火爆，以及“中国制造”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哪一样不是得益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

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口数量的关系，战后的日本在1964年—1978年这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名义GDP为25万亿日元，1978年达到了200多万亿日元。在这15年间，日本的人口增长率为1%，也就是每年新增人口大约为100万左右。1978年这一年，日本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为10%，日本经济的辉煌也达到了巅峰，这一年日本的新增人口也是最后一次突破百万人口大观，从此，日本经济增长大大放缓。到了1988那年新增人口减少到了50万，到了1998年只有30万了，2020年之后，日本就会同很多欧洲国家一样，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时候，社会就会出现大量空缺的工作岗位，公共资源大量闲置，社会的大量财富集中到了老年人手中，庞大的老龄人口，使政府背负了沉重的医疗负担，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这一国家的财政平衡。所以长远看来，日本和欧洲这样的国家，在此次经济危机之后，崛起的机会大打折扣。

中国的新增人口在1987年左右达到顶峰，十年时候，新增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今天我们所讲的“90后”，他们是中国的最有一批婴儿潮，由此可以判断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大概可以持续到2020年之前，到了202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消失了，预计在2030年之后，中国人口会出现负增长。

2008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12%，已经达到了国际老龄化标准的10%，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达到了14%以上，就将进入老龄社会。根据社会学相关机构的调研，中国第一个老龄化城市出现在上海，然后是北京、天津。

根据麦肯锡的“中国城市化研究报告”，未来15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9—10亿，中国将会出现两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出现8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并会出现若干个6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集群，两百个多个100万以上人口的中型城市。城市的公共交通问题、供水问题、垃圾处理问题、流动人口管理问题，都将会是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同时，15年以后，中国城市的流动人口将会达到3亿以上，也就是说有比美国人口还要多的人口是作为流动的性质生活在城市里，这一庞大的“流动社群”将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大奇观！那么这时候，政府就不得不正视这些人口的社会福利问题，由此看来，中国在未来30年面对的挑战，除了稳定经济持续之外，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

我们乐观的认为，那时候中国经济的GDP将会比现在翻一番，能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以，长远看来，房地产行业还有十年大有作为的机会，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水泥、钢材、工程机械、公共交通也将会受益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十年之后，传统行业面临的一次巨变是产品的目标客户群体将会由青年人向中老年人转变，有三大产业将会表现的尤为繁荣，那就是医疗产业、养老产业、殡葬业。

今天的青年社区会逐渐被养老地产所替代，城市中出现的综合体（SHOPPING MALL）也会逐渐走向衰落，因为老年人会更喜欢楼下的社区商业。

比较的悲观的消息是，根据美国民间智库“兰德公司”的研究，中国在20年之后将会被老龄化社会结构严重拖累，经济增长缓慢，有可能会变成一个贫穷国家。

无论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迎接未来的到来吧！

余佳：当下有必要对人口政策进行讨论

2009年07月24日 07:48东方早报【大 中 小】 【打印】 0位网友发表评论

早报特约评论员 余佳

据昨日《东方早报》报道，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近日表示，上海非常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虽然从政策层面而言，上述表态并未对现有生育政策有任何突破(谢主任强调的是“符合再生育条件”)，但“非常鼓励”四个字，仍然隐晦地反映出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所面临的严峻人口问题。

对于上海而言，虽然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城市总人口每年都在增长，但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3年以来，一直呈现负增长。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日趋严重，目前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超过五分之一，不仅位列中国第一，而且接近世界前列。更严峻的是，根据趋势估算，在不调整现有的生育政策的前提下，2030年前后，上海户籍人口中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

当然，由于外来人口不断涌入上海，而且外来人口又以青壮年为主，所以上海户籍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两个问题，现阶段还没有对上海经济发展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上海社保基金受困于人口老龄化，以至于每年政府财政“托底”资金日益增长的事实，仍然反映出户籍人口结构老化已经对上海社会造成直接压力。

全国的状况也不乐观。最新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超过11%，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达到7.69%，都超过国际公认的10%和7%的人口老龄化门槛。虽然从数据而言，老龄化问题看似并不严重，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相比其他发达国家，完成人口类

型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的时间和进入老龄化行列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人口政策更加关注控制人口数量，那么中国人口近年来的表现，则凸显出人口结构的老化，这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人口结构老化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开始促使学者反思中国现有的人口生育政策。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有关是否应该放开二胎生育的争论，再次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虽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仍然坚持中国必须实施“更加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但人口学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难题，将是结构性的而非数量性的，特别是由于长期低生育率而带来的人口逐渐老化问题，将超过人口数量问题，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隐患。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人口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中国将在2015年前后从人口红利阶段进入到人口负债阶段，虽然人口总量在此之后仍将保持惯性增长，但中国经济从人口类型转变中获得的“好处”将逐步下降。因此，如何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是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必由之路。

但问题在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问题，公开的政策性讨论仍然不多，而且仅有的讨论也大多散见于学者之间，大多数计生部门的官员都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这或许就是上海哪怕没有突破任何政策限制，仅仅是“非常鼓励”符合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就被舆论所关注的缘故。

1980年，党中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公开信吹响了一个时代的号角。30年后，世易时移，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如何调整，以及是否放开二胎生育等问题，都需要在新的人口环境和发展背景下重新考量。我们担心，人口政策的适时调整会成为某些部门“政治正确”的牺牲品，不是说部门利益一定反对调整，而是指会延误调整的时机。从历史上看，人口问题更需要未雨绸缪，因为人口具有惯性，政策调整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往往需要几代人付出代价。马寅初从上世纪50年代提出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整整迟到了20多年。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现在看来，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不仅需要智慧，而且需要勇气。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

中国的生育率不是过高，而是太低，这似乎违反我们的“常识”，但却是中国乃至国际人口学界十几年来日益扩大的共识。

过低的生育率会导致人口长期的惯性负增长，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牵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

CBN记者专访了上海复旦[3.05 0.00%]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人口学家王丰，探讨这个充满了太多成见、太多禁忌却又格外需要破除成见、打破禁忌的话题。

CBN：近日，上海市人口计生委重申“符合再生育条件夫妻可生二胎”政策，引起社会较大反响，你对此怎么看？

王丰：尽管只是重申2004年起施行的《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尽管社会关注一定程度上源自媒体和公众对有关部门表态的误读，但这一事件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不论媒体引用的“鼓励”甚至“非常鼓励”的用词在政策意义上是否严谨，重申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对本地人口发展趋势是有着某种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的。

事实上，自1993年以来，上海市户籍人口一直是负增长。同时，其户籍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203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中每两人就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连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1.3以下，在0.9左右(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数据)。2008年底，在复旦举行的人口科学高峰论坛上，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丽女士曾表示，上海生育水平已降至极限中的极限。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在未来某个时候，扩大“符合再生育条件”的范围，尤其是从“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人口学界称之为“双独”)夫妻，扩大

为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单独”)夫妻，使其可以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二胎”)。如果这一改革并未引起生育失控性反弹，就可以进一步考虑全面放开“二胎”，也可以说是把计划生育的控制标准，由原则上的“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子女”(“一孩”)，上调为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二孩”)。

CBN：有人质疑，上海是否夸大了低生育率对本地的挑战，比如以户籍人口的生育率为本地整体生育状况的代表，而忽略了大量没有上海户籍但在上海常住的人口。这种质疑是否成立？

王丰：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误导性。户籍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公众非常关注，这很合理。然而以户籍人口生育率为整个地区生育率的考察指标之一，不是为了刻意区分，搞地方主义，而是为了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样本，来反映一个城市、某一类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生育态势和趋势。

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极低，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连年为负，这至少说明，在上海这样的中国大城市，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情况。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较发达的国家，如欧洲、日本等，早已进入了低生育率时代，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2.1，于是长期出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当今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目前上海出现比欧洲、日本都要低的极低出生率，正说明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中国无法例外于低生育率、负增长与老龄化的全球大势。

事实上，不仅是上海，也不仅是城市才有低生育率问题。对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比如下文提到的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的人口学研究也表明，由于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冲击，即使在中国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已低于更替水平。

过去十多年中，国内外人口学术界各种研究反复得出的结论一致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在1.5左右，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结果为1.6，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结果更是低至1.22。

CBN：这种低生育率会不会是表面现象；一旦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形势会不会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出现大的反弹？

王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有事实证明，放开“二孩”，甚至在农村地区，都不会造成出生激增和人口失控。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设立了四个“二孩政策试验区”，允许当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这四个试验区分别是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和湖北省恩施州，覆盖人口840万。20多年过去了，四个地区的生育率都保持在2.1以下，有些地区更是达到了1.5以下。

真正值得担忧的反倒是，即使放开“二孩”，在生育子女成本高、生育意愿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不但无法回升到一个比较温和合理的水平，反而会在低生育率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有不少低生育率国家投入大量资源来鼓励生育，往往收效甚微。

而且，由于人口负增长像人口增长一样存在惯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维持较长时期以后，即使生育率有所提升，人口还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负增长。

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所要求的生育率相当于1.47，如果维持这个水平不变，到2100年时中国人口总数将由现在的水平下降到6.77亿；如果维持1.47水平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更替水平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将下降到10亿左右；如果维持在1.6(比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目前生育率——1.5左右略为保守)30年不变，然后回升到2.1，到2100年中国人口总数也将不可逆转地下降到11.7亿。

换言之，由于中国人口生育率已长时间低于更替水平，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

CBN：但是人口负增长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不是正希望人少一点吗？人们不是常说，中国坏就坏在人太多？也许中国人口总量在本世纪内减少1亿至3亿并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好事？那样中国的发达程度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是不是会高一些？

王丰：首先应该澄清，把人口简单视作负担的马尔萨斯式的观点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制约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资源的利用效率、制度机制、外部环境等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把人口总量大和贫困等等简单挂钩是一种成见。可惜的是，我们受这种成见影响太深，我们总把多子女的家庭和贫困落后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把人口总量大当作提高生活水平的一个阻碍。这并非绝对没有道理，但它是不是像我们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天经地义？

至于负增长对中国社会的可能影响，现存各个人类社会，没有哪一个经历过如此持久而大幅度的人口减少，历史上经历过的恐怕都已经消亡了。因此很难确切判断这样的人口负增长究竟会给一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可以判断的是，在人口总量减少的过程中，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而这个老化过程对未来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影响都将是史无前例、十分深远的。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难以复制的历史性经济增长。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早期的经济腾飞也从这种人口红利中受益良多。但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拉了经济增长的后腿。日本近二十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制约。而中国正在步它们的后尘。

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20~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其总数仍颇为可观，但20~24岁的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萎缩，由2010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其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约15%降至约8%。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

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既是最富创造力的劳动力，也是最具消费力的消费者。这个年龄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会对劳动力供应产生巨大冲击，同时也会对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产生巨大影响——新结婚夫妇对数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减少，面向年轻人的一切消费，其需求都会减少。

与此同时，人口老化也会使退休人口比重增加，加重劳动人口供养退休人口的平均负担，使社会养老金的财务状况恶化。

以上都是可以量化的、经济层面的影响。还有无形的、社会层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比如家庭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大量独生子女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成人后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也不再生活在传统的亲属社会之中。社会是否会因此丧失很多低成本、高效率的组织纽带？

独生子女家庭同时也是高风险的家庭，一旦子女死亡或罹患重大疾病，父母晚年的赡养就会失去着落，他们重要的人生希望也会顿时落空。而独生子女赡养自己父母以及配偶父母的负担则显然要比非独生子女沉重得多。

所以我说，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

因此，我和我的许多同行不停地呼吁，根据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进行重新认识；根据新情况、新认识，及时、合理地调整我们的人口和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