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不“灾难”的灾难
疫情来得悄无声息。
仿佛在一夜之间，窗外的世界变得陌生了。昨日还在院中嬉笑打闹的顽童转眼便不见了踪影。厚重的云层将阳光遮蔽，只留下一片让人抑郁不已的灰白。
或许很多人内心仍然不愿意承认，但是，这就是一场灾难。
它不同于地震、海啸那般猛烈，但，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夺走了我们生活中的安宁与欢乐。
商场停业、交通关闭、学校停课......这场灾难带给我们的是健康、精神与经济的三重打击。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灾难”似乎与“死”、“亡”等词汇一样，是一个十分忌讳而不能被随意提起的词语。
然而，正是这些忌讳，充当了人们逃避现实的借口。于是小部分人开始自我麻痹，他们仍不愿意接受自己的美好新年、出游计划亦或是日常生活被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扰乱的现实。
殊不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灾难正是如此，你越是不愿正视它，它来得越是气势汹汹。
我们，只有先面对灾难，才有机会战胜灾难。
(二)我与别人
湖北红十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捐赠物质承载着温暖与善意从四面八方被送到了红十会。那些大都是医院所缺的防护物资，是无数医生与病人的希望。而这些物资被收了，却在仓库堆积如山，因为人手不够;医生们排队来领物资了，却几个小时都领不到，因为现场混乱、手续繁琐。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这样低下的工作效率，当然会引发大家的口诛笔伐。
可真正应该引人深思的，是接下来工作人员的这句辩解：
“我们只负责收，不负责发。”
两个“负责”，将责任理得清清楚楚，却又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这将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小学----那个我们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年幼时期。我仍然忘不了班长回绝我时那冷冰冰的语气：“我只负责登记迟到，不负责帮你解释原因。”
听啊!多么的如出一辙。
可那时的我们终究只是一群只会想着还有多少糖果的孩子，而孩子的言行并不能代表什么。然而，可悲的是，在有些人身上，这种“独善其身”的思想那怕过了五年、十年甚至终其一生也仍然无法改变。更可悲的是，在几乎每个人的身上----包括我自己，这样的想法都或多或少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我不愿意将其简单地定义为“善恶”。
诚想，若是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躺在他们面前，那么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物资送出。可问题在于，哪怕仅仅只有一墙之隔，只要他有一丝机会对医务人员的奔波视而不见、对病患的呻吟充耳不闻时，他首先想到的便会是“这样做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而不是“我这样做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帮助”。
这便是“利己主义”。
“利己”，并不是谁的罪过，因为它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也正是由于这种本能，我们的祖先才能在自然界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胜出。
而这种本能在拥有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容易被放大。的确，众多的人口给予我们无穷的推动力，可它同样会淡化每一个人的责任意识，它给了很多人一个逃避的借口，那便是：我不去，还有那么多人可以去呢。
当一个团队足够庞大，每一个队员与团队的奋斗目标之间的距离便会无形中被拉大。
然而，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跳出那个“小我”的世界。“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世界就是千千万万个体组成，我们都是世界的一部分。
它不需要每个人都兼济天下，但它要求每个人都不只满足于独善其身。为了生存而斗争的年代早已过去，如今的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是，在那个属于“我”的世界里，添上一个“别人”。
添上一个“别人”，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责任感，不问得失;添上一个“别人”，我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怕麻烦;添上一个“别人”，就是更大的善意，更多的担当。
此时，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很多人的身影：
那些伟大的医护人员，穿着笨重的不透气的防护服，不能上厕所穿着纸尿裤，为了省一套防护服而多上几个小时班，一个多月轮轴转没有一天休息;
那个郊区的菜农，在寒冬里踩着装有24箱蔬菜的三轮车，不会用导航，一路问路，一天奔波，终于将自家的新鲜蔬菜送到武汉一医疗队入住的酒店，只因他心疼医护人员日夜操劳吃不好睡不好;
那些守在各个交通要口的交警，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给来来往往的车辆上人员查体温;而在一个高速收费站，一名男子跳下车，给交警递过来一箱从尼泊尔人肉背回来的口罩，丢下一句“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匆匆离去。
看，当“我”的世界里多了一个“别人”，似乎也不是那么坏。
(三)你以为的你以为
疫情至今，有一个现象让人印象深刻。
当得知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一些微信群里开始出现了对武汉人甚至是湖北人围追堵截的行为，甚者是公开他们的身份信息，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仿佛这场疫情传播是武汉人蓄意制造的一样，仿佛他们是罪人，而不是受害者。
这一幕像极了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见到动画片里的大灰狼便觉得狼是这个世界最丑恶的生物，而看到机智可爱的绵羊便认为羊是最可爱的天使。
那时的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
记得柴静在《看见》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20__年陕西发生的“野生华南虎照”事件中，声称自己拍到了虎照的农民周正农在面对质疑时回应：“如果虎照是假的，我愿意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而“打虎先锋”，中科院植物学家傅得志则直言：“用我的头作担保，虎照是假的，当地绝对没有超过十公分的树叶”。这个植物学家判断虎照是假的依据是照片中的树叶超过了十公分。后来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虎照当然是假的，而人们却也在当地找到了不少接近二十公分的叶子。
不仅仅是他们，这起事件中的人物在面对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个词便是“我认为”，或是“我觉得”。而在被问及他们是否曾尝试去弄清真相时，却都一脸茫然地摇摇头。
这不仅使我想到了今年十分流行的一句话：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可“我觉得”的便一定是对的吗?
正如柴静在文中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思维最大的特点便是缺乏精确性。当我们的内心开始认定一种观点时，便会对此深信不疑。然而这种观点或结论的来源往往是极其随意的，就如因为灰太狼而讨厌狼，或是因为别人对自己的一次出言不逊而将前定义为“坏人”，亦或是因为一次不太理想的成绩而将某位同学定义为“学渣”。然而，这一个又一个的定义无不带着个人的主观偏见，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新冠病毒”不是所谓的“__病毒”，而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是“一些人”而不是“武汉人”。
在疫情的浪潮下，舆论变成了一种极易传染的情绪。这时的我们无疑需要保持冷静，理性地看待与分析一切事情，不要被“你以为的你以为”所蒙住了双眼。
(四)结语
或许，不可避免的，这社会仍存在着利益之间的尔虞我诈。但是，当灾难真正降临时，人们却空前地团结在一起。
截至20__年2月13日，全国各地已派出两万多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来自四面八方的180多支医疗队奔赴武汉和湖北其它地区，以一省包一市的方式有序开展医疗救治工作。这就是让人惊叹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
疫情带给我们灾难。可疫情的发展却也将我们的问题暴露出来，给予了我们一个反思与纠错的机会。而人们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纠正中，创造了一个个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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