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受赠对象中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子女较多，这些未成年子女的民事活动因为仍需要法定监护人监护，对赠与财产不具有接收能力，所以这种受赠财产通常处于不交付状态，如果法院用裁判文书加以确定，受赠子女在成年后依据生效法律文书要求法院执行时，法院应否立案，立案后又如何处理遭遇尴尬。
二是赠与协议往往涉及房屋等不动产，这些财产需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后才发生实际上的权属转移，也即这些财产在无办理过户登记等手续的情况下，赠与协议的效力尚处于待定状态，如果法院用裁判文书加以确认，等于越俎代庖，且与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悖。
三是为恶意串通，假离婚真逃债的当事人提供了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可乘之机，严重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该种协议经确认，在权属尚未转移前，如果当事人要求取消赠与，重新分割财产时，法院启动何种程序，何种方式解决，赠与人是否还享有撤销权遭遇尴尬;另一方面案外人在以赠与人为逃避债务为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或要求确认财产赠与协议无效时，法院如何处理，启动何种程序予以确认又面临尴尬。
当然，在离婚诉讼中也确实存在有既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又不违反法律规定而将财产善意赠与的协商情况，但是，在离婚诉讼中，法院对财产赠与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应否审查，笔者仍持否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