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徐斌，男，无业，常住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二队。
被申请人：武汉市江夏区国土资源城市规划管理局，(下称：“江夏区国土局”)，住：江夏区纸坊镇熊廷弼路92号，联系电话：027-87952626，027-87910698。
第三人：武汉市江夏区纸坊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简称：“纸坊镇土管所”)
第三人：徐尚武，男，1939年出生，现住湖北省鄂州市，农民。联系方式：
申请人不服江夏区人民法院(20xx)夏行初字第1号《行政裁定书》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武行终字第165号《行政裁定书》，现根据事实、法律和新证据，申请再审。
事实和理由：
1986年，武汉市武昌县(今为江夏区)良种场大桥村余齐星等村干部将申请人送至部队当兵。1990年，大桥村书记夏清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批准申请人在位于今江夏区纸坊镇大桥村内北临周宏明、南邻曹任普宅基地的村内空闲地上建造私房。经纸坊城管所规划部门和纸坊镇人民政府批准，申请人取得该界址四至范围内的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使用权。随后，申请人和其兄徐辉即陆续外出务工攒钱在获批准的北临周宏明、南邻曹任普之间宅基地上持续建房。
1997年12月5日，申请人领取了由被申请人下属纸坊镇国土资源管理所(简称：“纸坊镇土管所”)颁发的《01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该土管所朱红梅在颁发的《01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上，错把申请人的宅基地位置记载和填写为“北临吴继斌、南邻曹祥根宅基地”，同时还把申请人的宅基地面积数额错误地进行了记载和填写，造成《01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行政单证自此诞生瑕疵。申请人及其母亲刘素杨当时一直没有发现被申请人上述记载错误。
1997年，申请人就上述竣工的自建房屋向江夏区和市建设局、江夏区和市房管局提出办理房产证申请。上述局于1997年受理该申请，经过拖延，后来实地勘测丈量申请人建房所处的宅基地、审核之后，颁发了建房许可证，并在1999年3月向申请人颁发“武房权证夏字第9901092号”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人徐斌，宅基地面积为7。4010。14㎡，北临周宏明、南邻曹任普宅基地。”
自1999年4月始，江夏区法院民庭和执行庭多次无故地错误对申请人的上述房屋进行莫名其妙的诉讼保全和执行，无故侵害申请人的房屋和宅基地权益。
20xx年4月6日，在申请人不在家期间，纸坊镇土管所的工作人员朱红梅借口欲更正《01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的宅基地界址和面积数额，违反法定程序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许诺“三天之后发给更正之后的新证”的欺骗手段，从申请人的母亲刘素杨手中收走申请人的01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至今未予归还，且未予换发更正之后的新证，随后就毫无理由地将其注销。申请人的母亲刘素杨为此事，一直向各级国家机关上访、申诉、寄信、控告，都没有获得救济，申请人及其母亲刘素杨反倒被江夏区法院、和武汉市市区两级房管部门、市区两级土地部门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地打击、诬陷、和诽谤。
20xx年9月，申请人从外地回到武汉之后，获悉自己的《014号个人建房用地许可证》及其所处的宅基地权益受到被申请人和第三人土管所的不法侵害，于20xx年10月向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申请人更正其派出机构第三人纸坊土管所1997年颁发的《014号建房用地许可证》的南北界址为：“北临周宏明、南邻曹任普宅基地”，并纠正该宅基地面积数额;申请人同时还请求判决撤销被申请人更正其派出机构第三人纸坊土管所于20xx年4月6日违法作出的注销《014号建房用地许可证》的行政行为。
江夏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办案人员在一审期间，滥用职权私下会见申请人，以诱骗的方式不允许申请人调取《纸坊城管所汪新元、吴庆敏证据原件》，为了恶意规避江夏区人民法院执行局1999年郭强国、王桥等人对民事诉讼案外人(本案申请人)徐斌的房屋执行错误将要面临的司法赔偿责任，仅凭第三人徐尚武的一片谎言和土管所错误的、虚假的、涂改的《土地档案资料》，一审期间，审判员曹玲既当下乡调查员、又兼任一审开庭的审判长，违反法定审判程序。一审合议庭成员不考虑申请人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耽误起诉时间的客观情势，仅考虑维护江夏区人民法院的机关自私利益和该院有关法官们的仕途，袒护辖区内的房屋行政部门和土地行政部门，不贯彻“人本法律观”，不以人为本，反而“以官为本”，以申请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驳回了申请人的起诉。
二审期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应当且可以举证质证的申请人新发现的证据和新取得的证据，竟不允许举证;该中级法院收到申请人针对《纸坊城管所汪新元、吴庆敏证据原件》再次提交的《调取证据申请书》之后，没有调取该证据原件，存在渎职行为。最后，仍错误地以申请人的起诉“超过”起诉期限为由，裁定维持一审的错误裁定。
申请人认为：
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获司法救济和实质性审理和实体判决。
尽管《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是在20xx年3月14日才公布，被申请人和第三人纸坊土管所及其朱红梅违法骗走、注销《014号建房用地许可证》是在20xx年4月6日。但是，人权法是有溯及既往力的，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为遇罗克平反就是例证。根据“恶法非法”的公理，凡是不符合保护人权原则的关于申请人“起诉期限”的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条款，都应当不予适用，否则，法官适用此类法律文件条款的行为就是违宪和侵犯人权。申请人和哥哥当初办理了全部合法手续，辛苦外出打工挣钱建房，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建成第一层楼，第七年才建成第二层楼。房屋行政部门、土地行政部门、江夏区法院执行局竟在完全没有外部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完全非法剥夺了申请人兄弟两人多年的劳动成果和宅基地权益和居住权，这是践踏人权的行为。针对这些行为，江夏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竟然集体失语，以《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违宪的“起诉期限”的恶法条款，没有践行司法为民，没有照顾申请人本案维权的实际困难，没有警惕本案违法行政侵权行为严重的主观恶性，没有考虑违法行政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和被害人及其家属心理创伤持续存在的情势，错误地拒绝保护人权，这实在是“官官相卫”和“司法不作为”。《014号建房用地许可证》事关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权益，其纠纷涉及不动产，在20xx年内，法院都有司法保护的职责，不应徇私。母子二人面临强大的法院执行局、区市两级房管局、区市镇三级国土局多方公权力的非法错误轮番侵权，申请人维权精力和注意力应接不暇，难以抵挡。这多个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不应因短短几年时间的流逝就获得豁免和包括申请人在内的人民的原谅。而且，申请人的母亲连年上访和寄挂号信申诉，最高人民法院有转办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有转办函，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有督办函，可就是纷纷推卸职责，不处理问题，这不是申请人的错!是国家机关的连年失职。江夏区法院执行局郭强国还在法院里多次殴打刘素杨。该法院还多次拦截刘素杨从中国邮政寄往中央的信件。“起诉期限”侵犯基本人权，对申请人太不公平。
二、原一审法院、原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原一审法院审判长在庭上向上诉人之母刘素杨提问时，刚听到刘素杨说到“20xx年打电话，但是……”时，刘素杨正要继续说下去时，审判人员就打断了刘素杨的发言。刘素杨本来是要补充说后半句“但是，由于我儿徐斌当时在深圳各个工地之间流动务工，徐斌没有接到我的电话，我一直没能够将朱红梅骗走证件不归还等等事情传达给他。”那段时间原审庭审事务头绪纷繁复杂，结果，这后半句话咽在刘素杨嘴里没有能够找到向原审法庭表达的机会，日子过了几个月，到现在二审开庭时，刘素杨才回想起来原审庭审中的这个场景和情节。导致原审法院的《行政裁定书》在起诉期限上，断章取义，原审结果对上诉人实在是太不公正。
原一审开庭时间花了一整天，原审庭审笔录页码很多，原审书记员在庭审笔录关于起诉期限的篇幅内，没有反映上诉人之母刘素杨的上述那句咽在嘴里的后半句话。当时天色很晚了，原审书记员也一直在催促“快点签字、赶快签字、快点、快点”，导致上诉人和刘素杨一直没能够发觉原审庭审笔录的异样。庭审笔录是格式条款，书记员和审判员打字时在其中做了一些对申请人不利的手脚。申请人和母亲对原一审庭审笔录的签字活动中，原一审法院存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申请人和母亲对该庭审笔录的签字，并不意味着对庭审笔录该部分文字表达的认可。否则，法院靠寻章摘句、玩文字游戏，就能够置老百姓于死地。
2、原审法院故意不认定《三针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中的另一项鉴定意见。
三、原审法院在程序上和实体上明显袒护被申请人，严重不公正。
原一审法院、原二审法院故意不调取纸坊城管所汪新元、吴庆敏的《证明》原件。此外，原审法院还有其他违法情形。
综上，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二条、六十三条，请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予以再审或者提审，让该案件获得实体判决的机会和实质性的公正处理。
此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徐斌
20xx年XX月X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