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我刚刚从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毕业。在那一天，我在长沙聆听了共产党人徐特立的演讲：“青年学生们，到西北，到延安去，保卫和建设我们的大后方。”徐特立的演讲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正在徘徊之中的我，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
1942年9月，我来到兰州，自己动手创办西北第一所高级护理学校。从此我一直从事护理事业，直到全国解放并担任西北高级护理学校校长。记得一次彭德怀同志问我入党没有，我回答：“成份不好。”彭老总笑着说：“我们党讲成份但不唯成份，重在个人表现嘛。只要你积极要求进步，党是欢迎你的。”一句话，使我为之奋斗了一生，也为此追求了一生。
1952年7月12日，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时我刚过而立之年。
不久，中华护理学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我：“你姓黎，还在西北工作吗?西北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从的话语中，我又一次获得了力量。于是，我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书。
“文革”开始，我被关进了“牛棚”。我也曾想了却一生，可周和彭老总的话，时时回响在我的耳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回到兰州军区总医院工作。我再次向党组织倾诉了自己的心愿，递交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
1978年7月1日，当我61岁时，夙愿终于实现了。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眼含热泪。
我有68位亲人在海外，只有父亲的坟墓和我留在国内。我虽然独身，可并不孤单，逢年过节，学生们总要和我一起吃顿团圆饭。80岁那年，我荣获全军第一个“南丁格尔奖”。如今我已立嘱身后将遗体供医学研究，再为党作最后的一点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