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昌朝出生时间
贾昌朝出生时间：997年。字号：字子明。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真定府获鹿县。去世时间：1065年。别称：贾文元、贾魏公。主要作品：《木兰花令》《繁城魏受禅台》《句》《曲水园》《咏凌霄花》等。主要成就：考订音韵训诂，完成了古代第一部多音多义字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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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贾昌朝的诗词 点此查看贾昌朝的详细内容
《咏凌霄花》、《繁城魏受禅台》、《木兰花令》、《曲水园》、《句》、《归休亭·日影初升竹半高》、《乞休得旨谢恩》、《秋日得王介甫书》、《归休亭·小筑危亭聚石淙》、《木兰花令·都城水绿嬉游处》、《归休亭·水国微茫境不凡》、《曲水园·画船载酒及芳辰》。
二、生平
宋天禧初（1017），宋真宗曾祈谷南郊，贾昌朝于道左献颂辞，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任晋陵主簿。赐对便殿，任国子监说书。孙称其讲说有师法。后又改颖川郡王院伴读，再适殿中丞，历知宜兴东明县。孙侍读禁中，以老辞，举荐贾昌朝代之，诏试中书，不久复国子监说书。 景祐（公元1034年）中，置崇政殿说书，以授昌朝。天章阁置侍讲，亦首命昌朝充任。累迁尚书礼部郎中，进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羊国子监。上书陈“边防六事”，多施行之。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拜参知政事，以工部侍朗充枢密使，五年，拜相，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担举编修《唐书》。 庆历七年春旱，帝避正寝减膳，贾昌朝援引汉朝因灾异册免三公的故事，上表乞罢参知政事，遂任昌朝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帝赐银饰坐轿，随之因征贝州军校王则起义有功，移山南东道节度使，又移判郑州。同年，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年内，仍求外任，复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判郑州。昌朝固辞仆射侍中，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母丧，去位。服除，判许州。召对迩英阁，行前，复判大名府河北安抚使。时河决为患，昌朝请修河故道。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封许国公，兼侍中，不久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嘉祐三年宰相文彦博请罢，谏官怕昌袁代相，乃言昌朝建大第，勾结宦官等，遂以镇安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充景灵宫使，出判许州。又以保平军节度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移大名府兼安抚使。英宗即位，徒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关怀尹，封魏国公。 治平元年（1064年）以侍中守许州，力辞不许。第二年因病留京师，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卒，年68岁。谥文元。御书墓碑：“大儒元老之碑。”著有《群经音辨》（中国古代第一部多音多义字手册）、《通纪时令》、《奏议文集》122卷。
三、人物生平
宋天禧初（1017），宋真宗曾祈谷南郊，贾昌朝于道左献颂辞，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任晋陵主簿。赐对便殿，任国子监说书。孙称其讲说有师法。后又改颖川郡王院伴读，再适殿中丞，历知宜兴东明县。孙侍读禁中，以老辞，举荐贾昌朝代之，诏试中书，不久复国子监说书。景祐（公元1034年）中，置崇政殿说书，以授昌朝。天章阁置侍讲，亦首命昌朝充任。累迁尚书礼部郎中，进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兼羊国子监。上书陈“边防六事”，多施行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拜参知政事，以工部侍朗充枢密使，五年，拜相，拜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担举编修《唐书》。庆历七年春旱，帝避正寝减膳，贾昌朝援引汉朝因灾异册免三公的故事，上表乞罢参知政事，遂任昌朝武胜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帝赐银饰坐轿，随之因征贝州军校王则起义有功，移山南东道节度使，又移判郑州。同年，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年内，仍求外任，复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判郑州。昌朝固辞仆射侍中，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母丧，去位。服除，判许州。召对迩英阁，行前，复判大名府河北安抚使。时河决为患，昌朝请修河故道。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封许国公，兼侍中，不久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枢密使。嘉祐三年宰相文彦博请罢，谏官怕昌袁代相，乃言昌朝建大第，勾结宦官等，遂以镇安节度使、右仆射检校太师侍中兼充景灵宫使，出判许州。又以保平军节度陕州大都督府长史移大名府兼安抚使。英宗即位，徒凤翔节度使，加左仆射、凤关怀尹，封魏国公。治平元年（1064年）以侍中守许州，力辞不许。第二年因病留京师，以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卒，年68岁。谥文元。御书墓碑：“大儒元老之碑。”著有《群经音辨》（中国古代第一部多音多义字手册）、《通纪时令》、《奏议文集》122卷。
四、《群经音辨》
《群经音辨》七卷。宋贾昌朝撰，是一部专释群经之中同形异音异义词的音义兼注著作，集中而又系统地分类辨析了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存的群经及其传注中的别义异读材料，并对这些材料作了音义上的对比分析，同时还收集、整理了不少古代假借字、古今字、四声别义及其它方面的异读材料，有助于读书人正音辨义，从而读通经文及其注文。音义之学的发展及其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是《音辨》出现的历史必然。汉魏以来，为通读古籍，音义之学大行于世，音义类著作纷纷出现。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则总其成，成为该类著作的集大成者。《释文》录存了丰富的异读材料,牵涉多种不同来源,是对经典中的异读词进行研究的资料宝库。贾昌朝已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对《释文》特别推重，并将其据为典要。然而，《释文》只是将众多的异读材料都摆了出来，且随文辨音，散见于各经之中，音义关系纷繁交错，陆氏只排列音读异同而未作音义别择的集中说明，虽切于实用，但失于散细，不成系统。因此，贾氏一方面在讲解经典的过程中时时注意从中提取材料，并逐渐积累，而另一方面又针对《释文》的局限性，对所择取的异读材料作了归纳和概括，最后加以整理分类，而成《音辨》一书。也就是说，贾氏编撰《音辨》所运用的材料虽几乎完全来源于《释文》，但他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了一个消化吸收、斟酌取舍的过程，材料虽是前人的，但已将其融入了自己的体系，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了。也正是由于此，才使《音辨》成为一部不落案臼的开拓性著作，无论在编排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目。贾氏编撰《音辨》的初衷主要是“欲使学者知训故之言咸有所自，聊资稽古之论，少助同文之化”（（（音辨序》），即满足当时文人诵读经典的现实需要，现在看来，《音辨》的价值远不止此，它在学术上所做出的独特贡献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值得当今学者重视。（以上两段内容均引自杜季芳的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