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虽然具有远见卓识，但可惜实际执行能力却有所欠缺，他还书生气十足，相信只要制度一变，天下立可太平。他的各项改革措施，根本上脱离社会实际，违背了客观规律，加之在执行过程中被地方豪强反复歪曲、弱化，这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而且改革速度过快，很容易造成反效果，从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比如王莽明令禁止奴婢买卖，地方豪强就把交易从地上转移到地下，奴婢买卖继续进行，但相当多失去田地的百姓却连卖身为奴、苟延残喘的机会也不易得到了。
王莽还采取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他的改革政策，对于违反者施以重刑。因为对新法不了解或走投无路、被迫触犯的，不仅仅是地方豪强，也包括许多平民百姓，结果政府官吏毫不加以区分地逮捕、镇压，这样就使新法失去了社会基础，失去了底层百姓的拥护。
再加上王莽治理天下，好像种试验田，法规多次变更，使百姓无所适从。他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欺压各依附国，造成西域、匈奴、高句郦、句町等各国的反叛，派兵征伐，耗尽了国库，也给周边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世间的事情，并非只要有好的意愿，就能得到好的成果，这样的改革，岂有不失败之理？
天凤四年（17），临淮（今江苏盱眙）人瓜田仪起义于会稽长洲（今江苏吴县）。同年，琅琊（今山东诸城东南）人吕母因为当县吏的儿子被长官冤杀，就聚集贫穷少年百余人，攻破海曲县（今山东日照西南），杀死仇人祭祀其子，然后引兵入海。
王莽派使者前往安抚，使者回来报告说：“盗贼才刚解散，转眼就又复合了。”王莽惊问缘故，回答说：“因为法规太烦琐，很容易触犯；辛苦耕种，所得不足以缴纳赋税；就算闭门坐在家里，都怕邻居私铸钱币，自己要连坐。百姓因此纷起造反。”
就在吕母起义后不久，荆州地区闹起大饥荒，百姓失去了活路，遂铤而走险，数百饥民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渠帅，发动起义。南阳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王常、成丹等皆往依从。起义者以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境内）为根据地，很快扩充到七、八千人，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21），王莽派荆州牧率领两万精兵，围攻绿林军。绿林军主动出击，在云杜（今湖北京山）附近设伏击溃新军，缴获全部辎重，并俘虏了敌军统帅。经此战后，绿林军声名大振，兵力很快膨胀到5万余人。
王莽急派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由洛阳率军南下进攻绿林山。正逢绿林山一带流行瘟疫，绿林军一方面为了脱离疫区，一方面为了暂避严尤和陈茂的锋芒，分南北两路向外发展。
南路绿林称“下江军”，由王常和成丹统率，西入南郡（今湖北江陵）以吸引新军的注意。北路绿林为主力，称“新市军”，由王匡、王凤、马武、朱鲔等率领，北向南阳，准备寻机杀入关中。当年七月，新市军行进到随县附近时，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聚众数千响应，称“平林军”。
天凤五年（18），琅琊人樊崇聚众数百起义于莒（今山东莒县），随即转入泰山地区，不到一年的时间，兵力就已上万。同郡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各自起兵，后来也与樊崇联合起来，众达十数万。他们痛恨新莽的重刑苛法，模仿刘邦“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
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领袖王匡同名同姓），更始将军廉丹领兵十余万前往进剿，樊崇等为了区分敌我，把眉毛都涂成红色，从此就称为“赤眉军”。廉丹所部，军纪极差，所过抢掠百姓，于是民谣唱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两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展开恶战，新军全军覆没，廉丹及其校尉20余人被杀，太师王匡狼狈逃回洛阳。赤眉军乘胜转战东海（今山东郯城西北），挺进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汝南（今河南息县）等地，很快扩编到30余万人。
除绿林、赤眉两支大军外，河北地区还有城头子路和刁子都部，山东西北有铜马部，河南有青犊、尤来和五幡等部，都聚众数万乃至十数万。
王莽见四方农民相继起义，王匡等无法剿平，急忙于成昌大战后不久下诏，废除井田、奴婢、六筦等新法，但已经来不及了。当年冬天，汉朝宗室刘縯、刘秀兄弟率舂陵（今湖北枣阳东）子弟七、八千人起事，称“舂陵军”，刘縯自称“柱天都部”，和新市、平林两军联合，共同攻克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
因为刘縯、刘秀等旧贵族的加入，逐渐改变了原本农民起义的性质，而刘秀，就是后来东汉的开国君主——汉光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