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的概说(包括作者简介、环境、人物、一些细节等)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2 21:32
共10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08:59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10:17
朱自清生平简介
朱自清（18－1948）
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
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笔名余捷、知白等，原籍浙江绍兴，18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东海县。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朱则余，号菊坡，原籍绍兴，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姓朱。祖母吴氏。父亲名鸿钧，号小坡，母亲周氏。六岁时随全家定居扬州。少年时即不苟言笑、学习认真、沉着倔犟、洁身自尊，品行与学业俱优，喜欢看小说，颇有志向，曾自命“文学家”。在扬州十三年的生活和那里的湖光山色，使他的情怀里永远洋溢着诗情和画意。
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底与武钟谦女士完婚。1917年夏，迫于家庭经济状况恶化，为减轻家庭负担，乃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感于《韩非子》中“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之语，乃字“佩弦”以自警策，提前一年投考北京大学本科，被哲学门录取。
1919年，他加入《新潮》诗社，开始创作新诗，其新诗*作《睡罢，小小的人》于同年2月问世。他积极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就此走上文学道路。在三年内，他修完四年的课程，于1920年提前毕业。此后，他曾在杭州、扬州、上海、台州、温州、宁波和上虞等处中学任教，同时从事新诗和散文创作。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共同创办《诗》月刊（该刊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他的诗呈现出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风，或热切地追求光明，憧憬未来，或有力地抨击黑暗的世界，揭露血泪的人生，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1925年夏，赴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8月，出版散文集《背影》，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并以平淡朴素而又清新秀丽的优美文笔独树一帜。同年11月26日，其夫人武钟谦在扬州病逝，对他打击很大。
1931年4月，结识陈竹隐女士，同年8月赴欧洲进修和游历。1932年7月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仍任清华大学教授，同年8月与陈竹隐结为伉俪。1934年后参与《文学季刊》杂志编辑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长沙、昆明、蒙自、成都，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文影》，与叶圣陶合著《国文教学》等书。
抗日战胜利后，积极支持昆明学生反对*发动内战。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7月，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他不顾个人安危，出席成都各界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报告闻一多生平事迹。1946年10月，他从四川回到北平，11月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召集人。
1948年6月18日，他身患重病，仍签名《*美国扶日*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并嘱告家人不买配售面粉，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8月12日11时40分，病逝于北平，享年51岁。*曾称赞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一生勤奋，共有诗歌、散文、评论、学术研究著作26种，约二百多万言。遗著编入《朱自清集》、《朱自清诗文选集》等。
朱自清病逝后，安葬在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墓碑上镌刻着“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1990年，其夫人陈竹隐去世，与先生合葬在一起。
http://zhidao.baidu.com/q?word=%D6%EC%D7%D4%C7%E5%B5%C4%BC%F2%BD%E9&ct=17&pn=0&tn=ikaslist&rn=10 朱自清(19—1948年)，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省海州。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时代即创作新诗，后又从事散文写作。1920年秋，创办《诗刊》。
1925年到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不久任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积极支持反对**统治的学生运动。1947年，朱自清在《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当局任意逮捕群众。1948年6月，在京参加了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并在《*美国扶日*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上签名。1948年8月20日，因贫病在北平逝世，著有《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记雅俗共赏》等。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11:52
朱自清简介
朱自清(18．11．22—1948．8．12)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写的《睡罢，小小的人》是他的新诗*作。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参加者，受五四浪潮的影响走上文学道路。
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1925年8月到清华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则以散文为主。1927年写的《背影》、《荷塘月色》都是烩炙人口的名篇。1931年留学美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欧游杂记》。 1932年9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至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宋诗》、《文辞研究》等课程。这一时期曾写过散文《语义影》。1946年由昆明返回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前夕，患胃病辞世。
著作书目：
《雪朝》(诗集)1922，商务
《踪迹》(诗与散文)1924，亚东图书馆
《背影》(散文集)1928，开明
《欧游杂记》(散文集)1934，开明
《你我》(散文集)1936，商务
《伦敦杂记》(散文集)1943，开明
《国文教学》(论文集)1945，开明
《经典常谈》(论文集)1946，文光
《诗言志辨》(诗论) 1947，开明
《新诗杂话》(诗论)1947，作家书屋
《标准与尺度》(杂文集)1948，文光
《语文拾零》(论文集)1948，名山书屋
《论雅俗共赏》(杂文集)1948，观察社
《朱自清文集》(1—4卷)1953，开明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1981，古籍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论文集)1983，三联
《朱自清散文选集》1986，百花
《朱自清全集》(1-3卷)1988，江苏教育(末出齐)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13:43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749788.html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15:51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
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
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左右。司马迁的父亲司
马谈在汉**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
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
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
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
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
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
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
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
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
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
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
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
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
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
《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
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
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
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
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
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18:16
红楼梦:红楼梦是通过各种人物的活动，宫廷贵族的勾结与矛盾，各种男女恋爱的葛藤以及家庭中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生动而又真实地描绘出一幅贵族家庭衰败历史的图卷。红楼梦这一历史悲剧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地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而主要的是建筑在揭露贵族家庭的骄奢淫逸上。由於种种的腐烂与罪恶，结果是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使红楼梦在结构上一反旧有小说的大团圆形式，而创造了极高的悲剧美学价值。在中国的古典小说里，专就结构的完整与布局的细密上说，很少有其他的作品能比得上红楼梦。
红楼梦的伟大成就，是在这家谱式的小说里，大胆地揭露了君权时代外戚贵族的奢淫生活，指出他们种种虚伪、欺诈、贪心、腐朽及心灵和道德的堕落。它不单指出了那一家族的必然崩溃与死亡，同时也暗示那一家族所属的社会的必然崩溃与死亡。但要做到这一点，绝不能出於空虚想像的描写，绝不能出於概念画的说明，必得在生活上有丰富的体验，细微深入的观察，通过高度的语言表现能力和优美的艺术技巧，才能生动地中实地描绘出那一家族的本质和各种人物的真实形象来。
回答者：溪园天使 - 助理 * 1-31 20:22
曹雪芹简介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或芹圃，号雪芹或芹溪居士。其曾祖曹玺，祖父曹寅，以及父辈曹颙和曹頫，祖孙三代四人，前后任江宁织造历六十余年。曹玺之妻，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小时的保母之一。曹寅童年还做过康熙皇帝的伴读。由于这种不寻常的关系，曹寅深得康熙的信任和赏识，康熙南巡时曾主持过四次接驾大典。曹寅还在任上主持刊刻过《全唐诗》和《佩文韵府》。曹寅病故后，康熙特命其子曹霑继任江宁织造。不久曹颙病故，康熙又特命曹寅胞弟曹荃（宣）之子曹頫过继给曹寅并继任织造之职，直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曹頫被抄家败落为止。曹雪芹或为曹颙的遗腹子，或为曹頫之子。
曹雪芹幼年“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杨州旧梦久已觉”句下小注），自小生长在一个富贵炫赫而又文化气氛浓郁的贵族家庭，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熏陶。“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赠芹圃》），当年南方的繁华生活给幼年时代的曹雪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家被抄以后，全家北迁，随着家境的日益败落，他也落魄贫居在北京西郊一带，跌落到“举家食粥”的境地。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使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和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认识，从而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寄怀曹雪芹（霑)》），《红楼梦》就是他在北京西郊山村里写成的。
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他的生年或说为一七一五年，即康熙五十四年；或说为一七二四年，即雍正二年。他的卒年或认为一七六三年，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或认为一七*年，即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或认为一七*年初春，即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岁首。在未找到确凿的文献资料之前，这些问题还只能暂时存疑。
《红楼梦》内容简介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女娲炼石补天时，所炼之石剩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此石已通灵性，大小随心，来去任意，因未被选补天常悲伤自怨。和尚茫茫大士、道士渺渺真人见其可爱，送到“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旅、花柳繁华地、富贵温柔乡走了一道”。不知多长时间以后，空空道人经过这里，见石上刻着它那番经历，便从头到尾抄下，交曹雪芹披阅增删、分出章回。以下便为石上所刻内容。姑苏闾门外有个葫芦庙，乡宦甄士隐居住庙旁，可怜寄居庙内穷儒贾雨村，赠银让他赶考。元宵之夜，甄的女儿英莲被拐走；不久因葫芦庙失火；甄家又被烧毁。甄带妻子投奔岳父，遭白眼，随跛道人出家。
贾雨村中进土，任县令，由于贪财被革职，到盐政林如海家教林的女儿黛玉读书。京城起复参革人员。贾雨村托林如海求岳家荣国府帮助：林的岳母贾母因黛玉丧母，要接黛玉去身边。林便托贾雨村送黛玉到京。贾雨村与荣国府联宗，并得林如海内兄贾政帮忙，得任金陵应天府。
黛玉进荣国府，除外祖母外，还见了大舅母（即贾赦之妻邢夫人），二舅母（即贾政之妻王夫人），年轻而管理家政的王夫人的侄女、贾赦的儿子贾琏之妻王熙凤，以及迎春、探春、惜春和衔玉而生的贾宝玉。宝黛二人初见有似曾相识之感，但宝玉因见美如天仙的表妹无玉，便砸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20:57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陈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者，那些看上去怯懦*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09 23:55
史记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祖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140—前135 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140～前111 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做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补注：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补注：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徒，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字子长，左冯诩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补注：司马迁出生于何地？《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对于天文、历史、哲学都深有研究，所著《论六家要旨》一文，对先秦各家主要学说作了简要而具有独特眼光的评论。这对司马迁的早期教育无疑有重要意义。将近十岁时，司马迁随就任太史令的父亲迁居长安，以后曾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学问的基础，二十岁那年，他开始广泛的漫游。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一次游历到达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东、河南等地，寻访了传说中大禹的遗迹和屈原、韩信、孔子等历史人物活动的旧址。漫游回来以后，仕为郎中，又奉使到过四川、云南一带。以后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而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几次漫游，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漫游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触到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生活，并且搜集到许多历史人物的资料和传说。这一切，对他后来写作《史记》起了很大作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临终前，把著述历史的未竟之业作为一项遗愿嘱托给司马迁。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史料，潜心于著史，并参与了《太初历》的制定工作。
就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来，武帝大为震怒，朝臣也纷纷附随斥骂李陵。司马迁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如此毫无同情心，便陈说李陵投降乃出于无奈，以后必将伺机报答汉朝。李陵兵败，实由武帝任用*的外戚李广利为主帅所致，司马迁的辩护，也就触怒了武帝。他因此受到“腐刑”的惩罚。对于司马迁来说，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远比死刑更为痛苦。在这一场事件中，他对*君主无可理喻的权力、对人生在根本上为外力所压迫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他一度想到自杀，但他不愿宝贵的生命在毫无价值的情况下结束，于是“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正是一位学者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终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前写于这一年的《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对于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作了一个完整的交待，此后其事迹不清，大概卒于武帝末年。补注：王国维考证其死于前87年)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死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轻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死的，且死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 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智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防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死。《汉书》载司马迁被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联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法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前92年），身为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大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录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一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死于武帝之后，《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前91年）十一月，距武帝骂崩仅4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司马迁虽然是受过宫刑的人，但有一个女儿是肯定无疑的。《汉书·杨敞传》记载：“敞子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
《同州府志·列女传》也说：“杨夫人者，汉太史司马迁女，丞相安平候杨敞之妻也。汉昭帝崩，昌邑王贺即帝位，淫乱。大将军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更立帝。议已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敞。敞惊愕不知所言，汗出浃背，徙曰唯唯而已。延年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之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九卿报君侯，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延年从*还，敞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其废昌邑王，立宣帝。居月余，敞薨，盖封三千五百户。君子谓夫人可谓知事之机者矣。”从上述史料看，司马迁的女儿及外孙杨恽，是机智果敢的有才能的人物。《史记》之所以能流传后世，实为此两人的功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的隐语，就是将《史记》正本藏在西岳华山脚下的华阴，这儿是杨恽的老家。正如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所说：“《史记》一书，传布最早，《汉书》本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所谓宣布者，盖上之于朝，又传写以公于世也。”可以想象，在当时司马“下狱死”而查抄的情况下，司马迁的女儿确像“义士救孤'那样保藏了《史记》，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又像“沉香劈山救母”那样救活了《史记》！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补注：杨恽（？—前54） 字子幼，西汉华阴（今属陕西）人。宣帝时封平通侯，迁中郎将，后被免为庶人，又因怨望被处死。事迹附见《汉书·杨敞传》。《汉书·司马迁传》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 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司马迁的《史记》有正本和副本两种,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正本“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所谓副本存于汉廷天禄阁或石渠阁。朝廷和诸儒所见之《史记》,即副本。东汉王弃在引用《史记》文章时,未注明《史记》出处,有人因此猜测可能《史记》当时副本又录副本,东汉时洛阳书肆可能就有副本抄本出售,司马迁手书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
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为金陵书局刻本。
补《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10 03:10
书店有,第一页是简介!
你不妨去看看!!!!!!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2-10 06:41
去书店看看把 没别的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