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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2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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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6 09:38

新词语中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初探

刘座箐 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九七级本科四班 97A11441

[内容摘要] 汉民族语言文化“润物细无声”，使得现代汉语新词语中的外来词出现了“本土化”的倾向。在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真知灼见的基础上，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中着眼于“本土化”倾向的表现，即音义兼备，望文生义；音译成分语素化；原义的转指与引申；音（形）译词的意译化四个方面，阐述了该倾向之所以产生的四个主要制约因素：语言的社会功能；汉字的特殊性；汉语造词与构词模式；语言文化心理诸因素以及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的人类的语言认知心理的作用。
[关键词] 新词语 外来词 本土化 音译词 意译词

小 引
语言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的重要媒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它比语音和语法更具变动性、开放性和复杂性。各个时代经济发展的脉搏、科技进步的成果、生活变化的轨迹、文化潮流的走向、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思维、观念、心态的变化等等，都会在词汇中留下道道印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澎湃的改革开发放大潮激荡下，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词汇就以其敏感、活跃的特点，及时而又直接地反映着这些变化，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词语。这个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动，可以称之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新中国建立时期的词汇大变动后，20世纪词汇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勿用置疑，这三个时代所产生的词语是有着代际差异的。相比而言，当今人们的开发心态、改革精神和现代意识都大大强于“五四”时期和建国时期，对于语言的应用也就更富有追求新色彩、寻觅新格调的热情与能力。因此，这一时期词汇变动具有着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汉语词汇的这种变动的态势与特点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国门的开放，作为异域信息载体的外来词语同时涌入、大量进口，形成了汉语引进和吸纳外来词语的新*。而在这一过程中，汉民族语言文化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就使得所引进的外来词不可避免地处在了本族语与归宿语的多元的语汇成分和语汇材料的融汇、结合的发展之中。
新外来词是当今新词语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南北联姻、中西合璧造就了词汇系统的既纷繁复杂又丰富多彩，无疑也会在词汇系统中激起变异，从而对原有的词汇规范造成一定的冲击。有变异才会有发展，浩瀚的词汇海洋也会由此而被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而正因为新外来词是“新”的，它们伴着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总会出现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具有着非常可观的发掘潜力。因此，外来词已成为当前汉语语言学中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对象，对之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具有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意义。
本文就试图在明确外来词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对当前新词语中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的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原因进行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浅陋分析与讨论。

“外来词”概念之内涵浅释
关于外来词，不同的专家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其称谓也是不尽一致的。吕淑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年）中叫“外来语”，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年）称“借字”，孙常叙叫“外来语词”，周祖谟叫“外来词”（或称“借词”），高名凯、刘正琰叫“外来词”，其他更多的专家学者也都采用了“外来词”一说。虽然外来词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来源是非本民族的。人们在摒弃了一些异议之后，“外来词”这一名称被普遍认同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对于“外来词”这一概念，博才众家之言，我们可将其定义为：也称借词，从广义上讲，是指来源于外国语言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直接吸收词义，并连同语音近似、非汉语原有固定音义结和的已被汉语确定下来的词语。狭义上的外来词则不包括来源于本国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
现阶段吸收外来词所采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引进的结构格式也有所发展，有些还出现了某些新的突破。根据不同的标准，外来词大致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类型。⒈从音节多少上看，分为三种：⑴单音节，如“打（英dozen）”、“酷（英cool）”；⑵双音节，如“沙发（英sofa）”、“克隆（英clone）”；⑶多音节，如“马拉松（英marathon）”、“多米诺骨牌（英dominoes）”。⒉从是否简缩上看，分为两种：⑴不减缩的，如“牛仔（英cow-boy）”；⑵减缩的，如“夹克（英jacket）”、“米（英metre）”。⒊从来源上看，分为两种：⑴由国外直接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如“沙龙（法Salon）”；⑵由国外经汉民族方言或我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中转而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前者如“巴士（英〈粤〉bus）”，后者如“站（蒙jam）”。⒋从翻译方式上看，分为六种：⑴音译，如“香波（英Shampoo）”；⑵意译，如“信用卡（英credit card）”；⑶音译兼意译，如“镭射（英laser）”；⑷音译加类名，如“啤酒（英beer）”；⑸外文字母融于词内或短语内，如“T恤（半原文半音译）”、“IT界（半原文半意译）”；⑹形译，这又有两种情况 ：①形、音、义均借于外来词，如“MTV”、“NBA”、“WTO”、“APEC”等；②对于外来词，只借其形、义，不借其音，主要见于日语借词，如“体操”在日语中读为[t’aisou]，而在中文中则读作[t’its’au]。在这其中，各类外来词可以说都是比较显性的，只有依第四种标准划分的意译词是比较隐性的外来词。以上这种种外来词频频活跃在电视广播里，报刊杂志上，商场营业中，乃至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总之，一个民族在与异民族接触的过程中，需要表达本民族语言中没有的新事物、新概念时，最简便有效的办法是借用。外来词是语言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

“本土化”倾向之表现举隅
面对新词语中众多的外来词，纵观横览，可以发现，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倾向非常引人注目。即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即使是使用音译或音译兼意译的方式，也力图使其融入汉语的造词和构词模式，加以“汉化”，也即“本土化”。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音义兼备，望文生义
汉语在翻译外来词语的时候，往往着意使所选用的汉字音义兼备，凭借这种循音命名，使人能产生与该事物相关的某种联想，从而造成一种油然而生的“望文生义”的效果。如大家所熟悉的“可口可乐（英Coca-Cola）”，《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将其解释为“流行的非酒类充碳酸气的饮料”，而音译汉字则表达出了“可口美味，饮而生乐”的含义；同为饮料的“雪碧（英Spribe）”则从另一个方面让人感到“清爽似雪、晶莹如碧”；“百事可乐（英Pepsi-cola）”等其他饮料名称，也都从不同角度上给人以“一饮为快、非大饱口福不可”的美好享受。另外，当前流行颇广的“伊妹儿（英E-mail）”为“电子邮件”的意思，但用“伊妹儿”音译则又有了不同的味道。“伊人”之“伊”能让人体味到“在水一方”的他（她）的朦胧与令人怦然心动，“妹”使人联想到亮丽少女青春的多情与活力，“儿”则赋予了这个词语以“可爱喜人”的感*彩；这就自然而然、生动地传达出了“电子邮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所带给人们的神秘之感与无限向往。而今天少男少女们所无比钟情的“酷（英cool）”也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不仅音译词如此，某些音译兼意译词的声音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如“保龄球（英bowling）”，选取“保龄”二字，其“保持青春年龄”使人不由联想到了“保健、青春永驻”等意思。著名时装品牌“金利来（Glod-lion）”,以“金”意译其“Gold”，以“利来”音译其“lion(狮子)”，其对自身品牌的信心和对财源滚滚的希望溢于言表。类似的例子还有“冰淇淋（英ice-cream）”，“高尔夫球（英goft）”，“嬉皮士（英hippie）”等等。此种外来词也为数不少。
这样，结果之一，是使得转写后的近音汉字与被译词的原义基本一致，如“模特（英model）”、“俱乐部（英club）”；结果之二，是转写后的近音汉字与被译词的原义关系不大或无甚关系，但有的却能反映事物的某些特征，尽管常常是非本质特征。前面所举的饮料品牌名称便是如此。而无论是哪一种“依音赋义”，都是尽可能地使语音外壳似有所指，把音译词、音译兼意译词打扮得象个地道的汉语词，这是汉人的一种心理定势。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汉化现象的积极效果是能造成词面义与词义的某种巧合，使人通过词面义来理解外来词的词义。
在收词369个的新外来词语料库中，具有这种音义兼备，望文生义的特点的词语有40个，约占总数的10.8％。

(二) 音译成分语素化
汉语在对某些外来词引进的过程中，往往是赋予该词语中本来只表音、不表意的某一成分以一定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也即某些外来词的音译成分被语素化。如“巴士”为英语“bus”的粤方言音译词，简略为“巴”代替原有的“巴士”，可以构成“大巴”、“中巴”、“小巴”、“电巴”等词。这样，“巴”从无意义音节成为了有意义语素，并能与更多的语素相组合。“的士”的情况则更进一层了。“的士”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词，为“出租汽车”的意思。它除可单独构成一个词，或者与动词语素“打”构成常用的动宾式合成词“打的”外，还能与修饰语素或中心语素构成偏正式合成词，如“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显然，“的”已成为稳定的语素了。这样，据此产生的以“的”构成的新词，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理据性、类推性、可意会性。此外，再如“扎啤①”、“散啤”、“生啤”、“冰啤”，是把“啤酒②”（英beer）的译音成分“啤”语素化；“芭赛”、“芭坛”、“芭团”是把“芭蕾舞（英ballet）”的译音成分“芭”语素化；“香波（英Shampoo）”、“浴波”（婴儿浴用液皂）及“模特（英model）”、“名模”则分别是将原译音成分“波”、“模”语素化、类比推衍而来的。以上所举各例中，其译音成分“巴”、“的”、“啤”、“芭”、“波”、“模”等均只为外来词中的一个音节，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只是与词中的另一音节构成一个整体才能成为一个语素。然而，随着外来词引进、运用的发展变化，这些成分已能与其他语素组合构成新词语了。时间一长，只有追溯语源才能知道他们是外来词的音译成分。
这种无意义音节的语素化，是汉语语素发展的独特趋势，它在数量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其强大的推衍再生能力已可见一斑。这促使外来词的词义走向表面化，体现了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
在前文所提到的同一个语料库中，音译成分发生语素化的外来词有11个，约占总数的3.0％。

(三) 原义的转指与引申
音译外来词进入汉语社会被转写成近音汉字之后，不仅译词的发音进入并服从了汉语的发音系统，而且汉语社会在使用过程中，有的词的意义在原义的基础上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部分音译词的词义离开原义甚远，甚至与原义无关，出现了质的或部分质的变化。其表现有两种：即指称对象的转移和引申意义的产生。
⒈指称对象的转移 音译外来词本有自己固有的称说对象，在汉语社会使用过程中，却改变了其固有的称说对象，发生了指称对象的转移。
在外来词中的这种现象，其产生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在使用过程中，该词本身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以形译词“TDK”为例，它本来是一种日本畅销磁带的名称，但随着使用的深入，人们又赋予了它另外一种与原义无关的意义：指大学校园内很多学生所存在的某种倾向，即考托福（英TOEFL）、跳舞（英dance）、谈恋爱（英kiss）。“TDK”词形就是取这三个词英文形式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这可以说是一种指称对象的改变。另一途径则是通过修饰语制约音译词，促使转移了指称对象。例如：“迪斯科（英语disco）”，若受“老年”修饰，则“老年迪斯科”中的“迪斯科”就已不是原词义的“迪斯科”了，而是变成一种“老年健身操／舞”或“老年健美操／舞”了；若受“京剧”修饰，则“京剧迪斯科”中的“迪斯科”同样也不是原词义的“迪斯科”了，而是在其中融入了京剧的特征、京剧的色彩。“迪斯科”的内涵至少发生了部分质变。同理，“白领（英white collar）”,如果受“家属”修饰，则“家属白领”就不仅仅是指原词义的“脑力劳动者”，而是对其活动范围进行了*；“台风（英typhoon）”如果有了“经济”的修饰，也不仅仅是指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形容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影响巨大的严重震荡；而我们所熟悉的“电话（英telephone）”，也由于受到了“手提”、“移动”、“程控”、“可视”、“脉冲”等的修饰，从而明确地体现了“电话”在原来基础上发生了功能的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侧重。类似的还有“核俱乐部”、“京剧卡拉OK”等等。
有时这两个途径甚至会集中地体现在一个词语上。如：常见的“沙发”为英语sofa的音译词，《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其解释是：“用软物填塞，有扶手、后背的椅子（至少可坐两人）。”而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其释义为“一种装有弹簧并垫有棕毛、粗麻或其他软物的软椅”。在这里，“沙发”的质料基本不变，其功能均为坐具，但却模糊并取消了原词对其“人数（至少两人）”的*，指称对象无疑是扩大了。另外，80年代初时兴一种长沙发，靠背可放下来临时当作床使用，家具店称之为“床式沙发”。“床式”修饰“沙发”，又部分地改变了沙发的性质，由仅作坐具变成了可作临时卧具。因而，导致“沙发”又出现了多种类型。
这样，音译词原指称对象或内容发生了全部或部分改变，就意味着这个音译词的词义发生了全部或部分质变，出现了指称对象的转移。
⒉引申意义的产生 已进入汉语社会的音译词，在汉族人使用过程中，很有可能在原义或某个义素的基础上经引申而产生新的意义。如：“拜拜”为英语bye-bye的音译词，本来是用于分手时的客套话，表示希望日后再次相见，带有客气、友好、难舍的意味。用这个词本只是带有点时兴、前卫的洋味儿，可近年来，该词语在某些场合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可以说是“分手”用“拜拜”，“断绝（关系）”用“拜拜”，“告别、离开或结束（某种交往、过程或某个时段、时代）”还是用“拜拜”。引申意义不断衍生，而这些引申义所包含的深义又是远非“再见”所能体现出来的。再如：“马拉松”是英语marathon的音译词，其本义为“马拉松赛跑”，是一种考验持久耐力的长跑运动。而现在则很经常地用于形容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一种过程（战争、谈判、谈恋爱等），引申出了“非常持久、非常漫长”的意思。此外，“乌托邦（英Utopia）、”“多米诺骨牌（英dominoes）”等外来词也都在其本义基础上发生了词义的引申。
汉语引进外来词，并不是对其原义进行照本宣科，而是在吸纳、使用过程中，逐渐赋予了它们某些新的意义，从而逐渐造成了指称对象的转移或引申意义的产生。这是在谈及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时，不能不提到的其又一重要表现。
这种词语原义的转指与引申在该词库中含有16例，约占其总数的4.3％。

(四）音(形)译词的意译化
在汉语中，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某些外来词起初被汉语译为音译词，但或早或晚，他们中的很多词最终会被另外由汉语现成语素复合起来、符合汉语构词规则的新意译词所代替。如英语“telephone”起初被音译为“德律风”，后来经意译改称“电话”；英语“engine”起初被音译为“引擎”，但后来又经意译改称“发电机”；此外，英语“microphone”的翻译由“麦克风”到“扩音器”的变化，英语“hunsband”的翻译由“黑漆板凳”到“丈夫”的变化，英语“mini-skirt”的翻译由“迷你裙”到“超短裙”的变化，也都属于这种现象。不难看出，由外语词直接对译过来的纯音译词更容易发生上述变化。
形译词中也有这种表现。如“call”在英语中有“打电话给某人”的意义，也有“呼唤”的意义。而打电话也可以说是呼唤的一种方式。因此，“call机”的形译部分“call”便被汉语译为“呼”，“call机”也就成为“呼机”了。“fans友”也是这样。该词的形译部分“fans”，是指（运动、表演艺术、某名人的）热心追随者或支持者。汉语将其译为“发烧友”，从而更生动地传达出了这一群体的“狂热”的程度。
此外，某些外来词在其意译的过程中，其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对该词所指称事物了解的深入而发生变化。如英语词“flea-market”的内部构成形式为“跳蚤（flea）+市场（market）”，其意义为“买卖旧货的地方”、“地摊”。汉语最初是依其原格式把它译为“跳蚤市场”，而现今被人们广泛运用的已是“旧货市场”了。顾名思义，这第二种翻译能使原词的表义更直接、更明确。
无论是否承认意译词属于外来词的范畴，这种外来词由音（形）译词到意译词的变化，或意译词本身的不同形式的变化，都不能不从词的语音、结构到意义，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条条外来词“汉化”的轨迹。而且，其“化”的方式和过程都更趋于清晰和明确。
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这一突出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同一词库中存在11例，约占总数的3.0％。

总之，现代汉语词汇的重大发展内容之一是大量吸收外来词。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所吸收的外来词，也无论是音译词、意译词还是音意兼意译词，其最终都是“本土化”之后的产物。以上所列举的四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新词语中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重要表现。

“本土化”倾向之原因浅析
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是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现象，对于其产生原因，可以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语言的社会功能
分析“本土化”倾向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应该是从语言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其社会功能来考虑。
⒈交际功能 作为一种多功能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基本社会职能便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在隐性的层面上，成分之间是对称的；而在显性的层面上，成分之间又是不对称的，有许多的缺环、空位。外来词的出现就是由于甲语言所表示的某一概念或所指称的某一对象，在乙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乙语言为使本系统中也有能够称说这一概念、对象的单位，以便顺利进行交际，只好用自身语言字词的形式去拟写外来词的语音形式。某语言中外来词的出现，是该语言词汇系统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借方语言来说，外来词是必需然后才有的，并且在交际过程中不可或缺。至少在借方语言尚未另造出相应的本族词之前是如此。而外来词只要译音准确，结构合理，在表达习惯上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一般也都易于为借方语言所接受，落户于借方语言而成为借方语言词汇中的单位。在这其中，交际的需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制约因素。
然而，由于原语言和归宿语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者认知习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翻译过程中，往往由于原语言与归宿语某些音节的相似之处，融进了归宿语使用者对其所指称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审美情趣等等。于是，使用者们便尽可能地选取那些与原语言有点关联的字眼，有意拼凑从而附会出一种内部形式，使得归宿语带上了生动的内部形式色彩，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识记。这种与原语言的内部形式无关的内部形式，我们可将其称为“虚假的内部形式”或“准内部形式”。除在上文提到的例子外，还可以借自英语的“talk-show（脱口秀）”来再作一说明。该词意为“谈话节目”，它在原语言中的内部形式talk（谈话）＋show（节目）已随音译中断和消失了，但新的共时系统又给它打上了新的认知痕迹：这种节目脱口而出，侃侃而谈，节奏明快；并且具有清新秀雅，简洁明快的特点。于是，一种“准内部形式”便随音译而产生了：“脱口而出”＋“秀雅明快”。这样，外来词就通过引进、运用、吸收、再创造，从而“汉化”了。
此外，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高效率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特点、要求和趋势。为了更快更好地传递信息、吸收外部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对于语言来说，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明快、易懂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这样，单纯记忆无意义的音节无疑已不合时宜。因此，词面上能够直接或基本上反映词义，使词义至少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也是现代社会交际对语言的要求的表现，是现代人们心理需求的表现。
可见，语言的交际功能在外来词的“本土化”过程中，其地位举足轻重。而“本土化”的过程又巩固了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不可替代的地位。
⒉文化功能 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在此，为解释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原因，就是着眼与语言的文化功能之一——可以强化人类的观念、意识来进行说明的。
语言的这种文化功能，在当前一些商标的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很多外来商品为了迎合顾客、站稳市场，在其商标的翻译中大展聪明才智，出现了众多“汉化”的精品。如“味美思（英Vermouth）”就可以带给人们“美味可口，余思无尽”的美好感受，这也是“席梦思（英Simmons）”、“耐克鞋（英Nike）”、“奔驰车(英Bans)”等，以及前文所列举过的各品牌名称译词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之一：即语言通过强化人们的观念、意识，引起人们的新奇感、注意力、信任心，从而激发其跃跃欲试的购买欲。
由此可见，在某些外来词“本土化”的过程中，语言的文化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而这种“本土化”倾向在强化人们观念、意识的同时，也增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功能。
总之，外来词的“本土化”对语言的运用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有益于交际双方的直接沟通，而且对于本族语了解外族语言的理据、对于增强外来概念乃至其所指代物品本身的可接受性，都是大有裨益的。“本土化”是保持本族语言自身特点、丰富民族语言的重要途径，也是外来词能够真正得以吸收的必要条件。大量外来词的“本土化”，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决定，并增强了语言的这一基本功能。

（二）汉字的特殊性
汉字的特殊性也是造成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汉语中，用于记录外来词的材料表现在书面上是汉字。而汉字不仅仅是一种纯记音符号，而且具有表意功能，很大程度上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用表意文字去转写表音文字，势必造成该词所表达概念与该词的书写形式的分离。汉字作为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字形与字义关系最密切。各个字形大多都表意，使得汉字的有效信息量非常大，这是拼音文字所望尘莫及的。
正因为汉字是一种寓丰富于简约的文字，也使得凡是识字的人不觉间都养成了对汉语的词作语素分析的习惯。用汉字转写的某些音译外来词，一方面可以其字音译外来词之音，另一方面又可显示出该字的汉语意义。一个外来词出现了，人们的心理定势很自然地从汉字的形体联系到语素的意义，力求从外来词的外在形式反映出一定的词义。除上文在列举“本土化”倾向的表现时所提到的例子外，再如“迷你裙（英mini-skirt），“迷你”所对应的部分是“mini”的译音，“小型”的意思。这种小型的短裙，边缘一般在膝盖的上方10—20厘米左右，因其独特的裁剪方式显得更合体型，强调女性特有的曲线美，意译为“超短裙”。“mini”可用汉字“弥尼”、“靡拟”、“谜拟”来转写，却选了“迷你”，表达出了一种“使你迷恋”、“使你陶醉”、“使你倍感朦胧”的意思。又如英语sauna作为一种芬兰式的蒸汽浴，在汉语中的音译转写形式曾分别为“桑那”、“桑娜”、“桑拿”。并用一段时间后，“桑那”基本上让位于“桑娜”，因为“娜”这个婀娜的字眼使人会不由地联想到服务女郎；再后来，“桑娜”又基本上让位于“桑那”，这就是由于它可以令人联想到时尚的保健推拿按摩。此外，“作秀”（英show）”、“霹雳舞（英break-dance）”等词也都同样可以引起了人们的某种联想，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原词义本身的某些特点。所以，“听音知义”、“望文生义（文，字也。）”成为长期以来汉人的一种普遍的语言认知心理。
当然，在众多的同音（或近音）的音译词中，究竟哪些汉字形式能够被最终选定并稳固下来，则主要决定于它们中的哪个能够更加贴近语言生活的实际或社会交际的兴趣。以“桑那（英sauna）”、“迷你裙（英mini-skirt）”等的最终被广泛应用为例，便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而无论外来词的文字体系是否与汉语的相同，汉字的特殊性都会使得这种“本土化”倾向最终表现出来。这也是汉字文化圈能够形成的一个要素，它证明了汉字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其在使用过程中为人们所创造的自然、方便，也说明了这种“汉化”倾向的确有其基础和必要。
总之，当前新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为它提供了特殊条件。

(三) 汉语造词与构词模式
汉语的造词和构词模式，要遵循一定的相似性原则。相似性原则的影响和制约，是造成外来词“本土化”的又一原因。
词汇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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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词语中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初探

刘座箐 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九七级本科四班 97A11441

[内容摘要] 汉民族语言文化“润物细无声”，使得现代汉语新词语中的外来词出现了“本土化”的倾向。在吸收有关专家学者真知灼见的基础上，在指导教师指导下，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文中着眼于“本土化”倾向的表现，即音义兼备，望文生义；音译成分语素化；原义的转指与引申；音（形）译词的意译化四个方面，阐述了该倾向之所以产生的四个主要制约因素：语言的社会功能；汉字的特殊性；汉语造词与构词模式；语言文化心理诸因素以及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的人类的语言认知心理的作用。
[关键词] 新词语 外来词 本土化 音译词 意译词

小 引
语言是人类社会传递信息、实现交际的重要媒介，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的三个要素中，它比语音和语法更具变动性、开放性和复杂性。各个时代经济发展的脉搏、科技进步的成果、生活变化的轨迹、文化潮流的走向、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思维、观念、心态的变化等等，都会在词汇中留下道道印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澎湃的改革开发放大潮激荡下，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词汇就以其敏感、活跃的特点，及时而又直接地反映着这些变化，于是，也就自然而然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词语。这个引人注目的巨大变动，可以称之为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新中国建立时期的词汇大变动后，20世纪词汇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勿用置疑，这三个时代所产生的词语是有着代际差异的。相比而言，当今人们的开发心态、改革精神和现代意识都大大强于“五四”时期和建国时期，对于语言的应用也就更富有追求新色彩、寻觅新格调的热情与能力。因此，这一时期词汇变动具有着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汉语词汇的这种变动的态势与特点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国门的开放，作为异域信息载体的外来词语同时涌入、大量进口，形成了汉语引进和吸纳外来词语的新*。而在这一过程中，汉民族语言文化与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就使得所引进的外来词不可避免地处在了本族语与归宿语的多元的语汇成分和语汇材料的融汇、结合的发展之中。
新外来词是当今新词语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南北联姻、中西合璧造就了词汇系统的既纷繁复杂又丰富多彩，无疑也会在词汇系统中激起变异，从而对原有的词汇规范造成一定的冲击。有变异才会有发展，浩瀚的词汇海洋也会由此而被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而正因为新外来词是“新”的，它们伴着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总会出现许多新现象、新问题，具有着非常可观的发掘潜力。因此，外来词已成为当前汉语语言学中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对象，对之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具有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意义。
本文就试图在明确外来词概念内涵的前提下，对当前新词语中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的表现及其所产生的原因进行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浅陋分析与讨论。

“外来词”概念之内涵浅释
关于外来词，不同的专家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其称谓也是不尽一致的。吕淑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年）中叫“外来语”，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1950年）称“借字”，孙常叙叫“外来语词”，周祖谟叫“外来词”（或称“借词”），高名凯、刘正琰叫“外来词”，其他更多的专家学者也都采用了“外来词”一说。虽然外来词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来源是非本民族的。人们在摒弃了一些异议之后，“外来词”这一名称被普遍认同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对于“外来词”这一概念，博才众家之言，我们可将其定义为：也称借词，从广义上讲，是指来源于外国语言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直接吸收词义，并连同语音近似、非汉语原有固定音义结和的已被汉语确定下来的词语。狭义上的外来词则不包括来源于本国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
现阶段吸收外来词所采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引进的结构格式也有所发展，有些还出现了某些新的突破。根据不同的标准，外来词大致可以划分出四种不同的类型。⒈从音节多少上看，分为三种：⑴单音节，如“打（英dozen）”、“酷（英cool）”；⑵双音节，如“沙发（英sofa）”、“克隆（英clone）”；⑶多音节，如“马拉松（英marathon）”、“多米诺骨牌（英dominoes）”。⒉从是否简缩上看，分为两种：⑴不减缩的，如“牛仔（英cow-boy）”；⑵减缩的，如“夹克（英jacket）”、“米（英metre）”。⒊从来源上看，分为两种：⑴由国外直接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如“沙龙（法Salon）”；⑵由国外经汉民族方言或我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中转而进入汉民族共同语的，前者如“巴士（英〈粤〉bus）”，后者如“站（蒙jam）”。⒋从翻译方式上看，分为六种：⑴音译，如“香波（英Shampoo）”；⑵意译，如“信用卡（英credit card）”；⑶音译兼意译，如“镭射（英laser）”；⑷音译加类名，如“啤酒（英beer）”；⑸外文字母融于词内或短语内，如“T恤（半原文半音译）”、“IT界（半原文半意译）”；⑹形译，这又有两种情况 ：①形、音、义均借于外来词，如“MTV”、“NBA”、“WTO”、“APEC”等；②对于外来词，只借其形、义，不借其音，主要见于日语借词，如“体操”在日语中读为[t’aisou]，而在中文中则读作[t’its’au]。在这其中，各类外来词可以说都是比较显性的，只有依第四种标准划分的意译词是比较隐性的外来词。以上这种种外来词频频活跃在电视广播里，报刊杂志上，商场营业中，乃至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总之，一个民族在与异民族接触的过程中，需要表达本民族语言中没有的新事物、新概念时，最简便有效的办法是借用。外来词是语言间相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普遍现象。

“本土化”倾向之表现举隅
面对新词语中众多的外来词，纵观横览，可以发现，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倾向非常引人注目。即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即使是使用音译或音译兼意译的方式，也力图使其融入汉语的造词和构词模式，加以“汉化”，也即“本土化”。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音义兼备，望文生义
汉语在翻译外来词语的时候，往往着意使所选用的汉字音义兼备，凭借这种循音命名，使人能产生与该事物相关的某种联想，从而造成一种油然而生的“望文生义”的效果。如大家所熟悉的“可口可乐（英Coca-Cola）”，《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中将其解释为“流行的非酒类充碳酸气的饮料”，而音译汉字则表达出了“可口美味，饮而生乐”的含义；同为饮料的“雪碧（英Spribe）”则从另一个方面让人感到“清爽似雪、晶莹如碧”；“百事可乐（英Pepsi-cola）”等其他饮料名称，也都从不同角度上给人以“一饮为快、非大饱口福不可”的美好享受。另外，当前流行颇广的“伊妹儿（英E-mail）”为“电子邮件”的意思，但用“伊妹儿”音译则又有了不同的味道。“伊人”之“伊”能让人体味到“在水一方”的他（她）的朦胧与令人怦然心动，“妹”使人联想到亮丽少女青春的多情与活力，“儿”则赋予了这个词语以“可爱喜人”的感*彩；这就自然而然、生动地传达出了“电子邮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所带给人们的神秘之感与无限向往。而今天少男少女们所无比钟情的“酷（英cool）”也同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不仅音译词如此，某些音译兼意译词的声音部分也有这种情况：如“保龄球（英bowling）”，选取“保龄”二字，其“保持青春年龄”使人不由联想到了“保健、青春永驻”等意思。著名时装品牌“金利来（Glod-lion）”,以“金”意译其“Gold”，以“利来”音译其“lion(狮子)”，其对自身品牌的信心和对财源滚滚的希望溢于言表。类似的例子还有“冰淇淋（英ice-cream）”，“高尔夫球（英goft）”，“嬉皮士（英hippie）”等等。此种外来词也为数不少。
这样，结果之一，是使得转写后的近音汉字与被译词的原义基本一致，如“模特（英model）”、“俱乐部（英club）”；结果之二，是转写后的近音汉字与被译词的原义关系不大或无甚关系，但有的却能反映事物的某些特征，尽管常常是非本质特征。前面所举的饮料品牌名称便是如此。而无论是哪一种“依音赋义”，都是尽可能地使语音外壳似有所指，把音译词、音译兼意译词打扮得象个地道的汉语词，这是汉人的一种心理定势。
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汉化现象的积极效果是能造成词面义与词义的某种巧合，使人通过词面义来理解外来词的词义。
在收词369个的新外来词语料库中，具有这种音义兼备，望文生义的特点的词语有40个，约占总数的10.8％。

(二) 音译成分语素化
汉语在对某些外来词引进的过程中，往往是赋予该词语中本来只表音、不表意的某一成分以一定的意义，使之成为一个音义结合的汉语语素。也即某些外来词的音译成分被语素化。如“巴士”为英语“bus”的粤方言音译词，简略为“巴”代替原有的“巴士”，可以构成“大巴”、“中巴”、“小巴”、“电巴”等词。这样，“巴”从无意义音节成为了有意义语素，并能与更多的语素相组合。“的士”的情况则更进一层了。“的士”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词，为“出租汽车”的意思。它除可单独构成一个词，或者与动词语素“打”构成常用的动宾式合成词“打的”外，还能与修饰语素或中心语素构成偏正式合成词，如“面的”、“摩的”、“的哥”、“的姐”等。显然，“的”已成为稳定的语素了。这样，据此产生的以“的”构成的新词，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理据性、类推性、可意会性。此外，再如“扎啤①”、“散啤”、“生啤”、“冰啤”，是把“啤酒②”（英beer）的译音成分“啤”语素化；“芭赛”、“芭坛”、“芭团”是把“芭蕾舞（英ballet）”的译音成分“芭”语素化；“香波（英Shampoo）”、“浴波”（婴儿浴用液皂）及“模特（英model）”、“名模”则分别是将原译音成分“波”、“模”语素化、类比推衍而来的。以上所举各例中，其译音成分“巴”、“的”、“啤”、“芭”、“波”、“模”等均只为外来词中的一个音节，本身并不表示什么意义，只是与词中的另一音节构成一个整体才能成为一个语素。然而，随着外来词引进、运用的发展变化，这些成分已能与其他语素组合构成新词语了。时间一长，只有追溯语源才能知道他们是外来词的音译成分。
这种无意义音节的语素化，是汉语语素发展的独特趋势，它在数量上虽不占绝对优势，但其强大的推衍再生能力已可见一斑。这促使外来词的词义走向表面化，体现了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
在前文所提到的同一个语料库中，音译成分发生语素化的外来词有11个，约占总数的3.0％。

(三) 原义的转指与引申
音译外来词进入汉语社会被转写成近音汉字之后，不仅译词的发音进入并服从了汉语的发音系统，而且汉语社会在使用过程中，有的词的意义在原义的基础上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部分音译词的词义离开原义甚远，甚至与原义无关，出现了质的或部分质的变化。其表现有两种：即指称对象的转移和引申意义的产生。
⒈指称对象的转移 音译外来词本有自己固有的称说对象，在汉语社会使用过程中，却改变了其固有的称说对象，发生了指称对象的转移。
在外来词中的这种现象，其产生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在使用过程中，该词本身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以形译词“TDK”为例，它本来是一种日本畅销磁带的名称，但随着使用的深入，人们又赋予了它另外一种与原义无关的意义：指大学校园内很多学生所存在的某种倾向，即考托福（英TOEFL）、跳舞（英dance）、谈恋爱（英kiss）。“TDK”词形就是取这三个词英文形式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这可以说是一种指称对象的改变。另一途径则是通过修饰语制约音译词，促使转移了指称对象。例如：“迪斯科（英语disco）”，若受“老年”修饰，则“老年迪斯科”中的“迪斯科”就已不是原词义的“迪斯科”了，而是变成一种“老年健身操／舞”或“老年健美操／舞”了；若受“京剧”修饰，则“京剧迪斯科”中的“迪斯科”同样也不是原词义的“迪斯科”了，而是在其中融入了京剧的特征、京剧的色彩。“迪斯科”的内涵至少发生了部分质变。同理，“白领（英white collar）”,如果受“家属”修饰，则“家属白领”就不仅仅是指原词义的“脑力劳动者”，而是对其活动范围进行了*；“台风（英typhoon）”如果有了“经济”的修饰，也不仅仅是指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形容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影响巨大的严重震荡；而我们所熟悉的“电话（英telephone）”，也由于受到了“手提”、“移动”、“程控”、“可视”、“脉冲”等的修饰，从而明确地体现了“电话”在原来基础上发生了功能的不同程度的改进和侧重。类似的还有“核俱乐部”、“京剧卡拉OK”等等。
有时这两个途径甚至会集中地体现在一个词语上。如：常见的“沙发”为英语sofa的音译词，《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对其解释是：“用软物填塞，有扶手、后背的椅子（至少可坐两人）。”而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其释义为“一种装有弹簧并垫有棕毛、粗麻或其他软物的软椅”。在这里，“沙发”的质料基本不变，其功能均为坐具，但却模糊并取消了原词对其“人数（至少两人）”的*，指称对象无疑是扩大了。另外，80年代初时兴一种长沙发，靠背可放下来临时当作床使用，家具店称之为“床式沙发”。“床式”修饰“沙发”，又部分地改变了沙发的性质，由仅作坐具变成了可作临时卧具。因而，导致“沙发”又出现了多种类型。
这样，音译词原指称对象或内容发生了全部或部分改变，就意味着这个音译词的词义发生了全部或部分质变，出现了指称对象的转移。
⒉引申意义的产生 已进入汉语社会的音译词，在汉族人使用过程中，很有可能在原义或某个义素的基础上经引申而产生新的意义。如：“拜拜”为英语bye-bye的音译词，本来是用于分手时的客套话，表示希望日后再次相见，带有客气、友好、难舍的意味。用这个词本只是带有点时兴、前卫的洋味儿，可近年来，该词语在某些场合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可以说是“分手”用“拜拜”，“断绝（关系）”用“拜拜”，“告别、离开或结束（某种交往、过程或某个时段、时代）”还是用“拜拜”。引申意义不断衍生，而这些引申义所包含的深义又是远非“再见”所能体现出来的。再如：“马拉松”是英语marathon的音译词，其本义为“马拉松赛跑”，是一种考验持久耐力的长跑运动。而现在则很经常地用于形容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一种过程（战争、谈判、谈恋爱等），引申出了“非常持久、非常漫长”的意思。此外，“乌托邦（英Utopia）、”“多米诺骨牌（英dominoes）”等外来词也都在其本义基础上发生了词义的引申。
汉语引进外来词，并不是对其原义进行照本宣科，而是在吸纳、使用过程中，逐渐赋予了它们某些新的意义，从而逐渐造成了指称对象的转移或引申意义的产生。这是在谈及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时，不能不提到的其又一重要表现。
这种词语原义的转指与引申在该词库中含有16例，约占其总数的4.3％。

(四）音(形)译词的意译化
在汉语中，经常发生这样的现象：某些外来词起初被汉语译为音译词，但或早或晚，他们中的很多词最终会被另外由汉语现成语素复合起来、符合汉语构词规则的新意译词所代替。如英语“telephone”起初被音译为“德律风”，后来经意译改称“电话”；英语“engine”起初被音译为“引擎”，但后来又经意译改称“发电机”；此外，英语“microphone”的翻译由“麦克风”到“扩音器”的变化，英语“hunsband”的翻译由“黑漆板凳”到“丈夫”的变化，英语“mini-skirt”的翻译由“迷你裙”到“超短裙”的变化，也都属于这种现象。不难看出，由外语词直接对译过来的纯音译词更容易发生上述变化。
形译词中也有这种表现。如“call”在英语中有“打电话给某人”的意义，也有“呼唤”的意义。而打电话也可以说是呼唤的一种方式。因此，“call机”的形译部分“call”便被汉语译为“呼”，“call机”也就成为“呼机”了。“fans友”也是这样。该词的形译部分“fans”，是指（运动、表演艺术、某名人的）热心追随者或支持者。汉语将其译为“发烧友”，从而更生动地传达出了这一群体的“狂热”的程度。
此外，某些外来词在其意译的过程中，其形式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会随着人们的对该词所指称事物了解的深入而发生变化。如英语词“flea-market”的内部构成形式为“跳蚤（flea）+市场（market）”，其意义为“买卖旧货的地方”、“地摊”。汉语最初是依其原格式把它译为“跳蚤市场”，而现今被人们广泛运用的已是“旧货市场”了。顾名思义，这第二种翻译能使原词的表义更直接、更明确。
无论是否承认意译词属于外来词的范畴，这种外来词由音（形）译词到意译词的变化，或意译词本身的不同形式的变化，都不能不从词的语音、结构到意义，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条条外来词“汉化”的轨迹。而且，其“化”的方式和过程都更趋于清晰和明确。
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这一突出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同一词库中存在11例，约占总数的3.0％。

总之，现代汉语词汇的重大发展内容之一是大量吸收外来词。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时期所吸收的外来词，也无论是音译词、意译词还是音意兼意译词，其最终都是“本土化”之后的产物。以上所列举的四个方面，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汉语新词语中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重要表现。

“本土化”倾向之原因浅析
外来词的“本土化”倾向是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现象，对于其产生原因，可以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本文试图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语言的社会功能
分析“本土化”倾向的原因，最根本的一点，应该是从语言的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其社会功能来考虑。
⒈交际功能 作为一种多功能的符号系统，语言的基本社会职能便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在隐性的层面上，成分之间是对称的；而在显性的层面上，成分之间又是不对称的，有许多的缺环、空位。外来词的出现就是由于甲语言所表示的某一概念或所指称的某一对象，在乙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对应。乙语言为使本系统中也有能够称说这一概念、对象的单位，以便顺利进行交际，只好用自身语言字词的形式去拟写外来词的语音形式。某语言中外来词的出现，是该语言词汇系统的需要。也就是说，对于借方语言来说，外来词是必需然后才有的，并且在交际过程中不可或缺。至少在借方语言尚未另造出相应的本族词之前是如此。而外来词只要译音准确，结构合理，在表达习惯上具有可理解性、可接受性，一般也都易于为借方语言所接受，落户于借方语言而成为借方语言词汇中的单位。在这其中，交际的需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制约因素。
然而，由于原语言和归宿语之间的差异以及使用者认知习惯、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外来词在由一个共时系统转移到另一个共时系统的翻译过程中，往往由于原语言与归宿语某些音节的相似之处，融进了归宿语使用者对其所指称事物的认识、评价和审美情趣等等。于是，使用者们便尽可能地选取那些与原语言有点关联的字眼，有意拼凑从而附会出一种内部形式，使得归宿语带上了生动的内部形式色彩，其目的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识记。这种与原语言的内部形式无关的内部形式，我们可将其称为“虚假的内部形式”或“准内部形式”。除在上文提到的例子外，还可以借自英语的“talk-show（脱口秀）”来再作一说明。该词意为“谈话节目”，它在原语言中的内部形式talk（谈话）＋show（节目）已随音译中断和消失了，但新的共时系统又给它打上了新的认知痕迹：这种节目脱口而出，侃侃而谈，节奏明快；并且具有清新秀雅，简洁明快的特点。于是，一种“准内部形式”便随音译而产生了：“脱口而出”＋“秀雅明快”。这样，外来词就通过引进、运用、吸收、再创造，从而“汉化”了。
此外，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高效率成为了当今时代的特点、要求和趋势。为了更快更好地传递信息、吸收外部先进的科学和文化，对于语言来说，最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无误的前提下，用最简洁、明快、易懂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这样，单纯记忆无意义的音节无疑已不合时宜。因此，词面上能够直接或基本上反映词义，使词义至少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也是现代社会交际对语言的要求的表现，是现代人们心理需求的表现。
可见，语言的交际功能在外来词的“本土化”过程中，其地位举足轻重。而“本土化”的过程又巩固了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不可替代的地位。
⒉文化功能 作为一个符号系统的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存在，具有一定的文化功能。在此，为解释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原因，就是着眼与语言的文化功能之一——可以强化人类的观念、意识来进行说明的。
语言的这种文化功能，在当前一些商标的翻译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很多外来商品为了迎合顾客、站稳市场，在其商标的翻译中大展聪明才智，出现了众多“汉化”的精品。如“味美思（英Vermouth）”就可以带给人们“美味可口，余思无尽”的美好感受，这也是“席梦思（英Simmons）”、“耐克鞋（英Nike）”、“奔驰车(英Bans)”等，以及前文所列举过的各品牌名称译词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之一：即语言通过强化人们的观念、意识，引起人们的新奇感、注意力、信任心，从而激发其跃跃欲试的购买欲。
由此可见，在某些外来词“本土化”的过程中，语言的文化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而这种“本土化”倾向在强化人们观念、意识的同时，也增强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功能。
总之，外来词的“本土化”对语言的运用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有益于交际双方的直接沟通，而且对于本族语了解外族语言的理据、对于增强外来概念乃至其所指代物品本身的可接受性，都是大有裨益的。“本土化”是保持本族语言自身特点、丰富民族语言的重要途径，也是外来词能够真正得以吸收的必要条件。大量外来词的“本土化”，由语言的社会功能而决定，并增强了语言的这一基本功能。

（二）汉字的特殊性
汉字的特殊性也是造成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在汉语中，用于记录外来词的材料表现在书面上是汉字。而汉字不仅仅是一种纯记音符号，而且具有表意功能，很大程度上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用表意文字去转写表音文字，势必造成该词所表达概念与该词的书写形式的分离。汉字作为形、音、义三者的统一体，字形与字义关系最密切。各个字形大多都表意，使得汉字的有效信息量非常大，这是拼音文字所望尘莫及的。
正因为汉字是一种寓丰富于简约的文字，也使得凡是识字的人不觉间都养成了对汉语的词作语素分析的习惯。用汉字转写的某些音译外来词，一方面可以其字音译外来词之音，另一方面又可显示出该字的汉语意义。一个外来词出现了，人们的心理定势很自然地从汉字的形体联系到语素的意义，力求从外来词的外在形式反映出一定的词义。除上文在列举“本土化”倾向的表现时所提到的例子外，再如“迷你裙（英mini-skirt），“迷你”所对应的部分是“mini”的译音，“小型”的意思。这种小型的短裙，边缘一般在膝盖的上方10—20厘米左右，因其独特的裁剪方式显得更合体型，强调女性特有的曲线美，意译为“超短裙”。“mini”可用汉字“弥尼”、“靡拟”、“谜拟”来转写，却选了“迷你”，表达出了一种“使你迷恋”、“使你陶醉”、“使你倍感朦胧”的意思。又如英语sauna作为一种芬兰式的蒸汽浴，在汉语中的音译转写形式曾分别为“桑那”、“桑娜”、“桑拿”。并用一段时间后，“桑那”基本上让位于“桑娜”，因为“娜”这个婀娜的字眼使人会不由地联想到服务女郎；再后来，“桑娜”又基本上让位于“桑那”，这就是由于它可以令人联想到时尚的保健推拿按摩。此外，“作秀”（英show）”、“霹雳舞（英break-dance）”等词也都同样可以引起了人们的某种联想，并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原词义本身的某些特点。所以，“听音知义”、“望文生义（文，字也。）”成为长期以来汉人的一种普遍的语言认知心理。
当然，在众多的同音（或近音）的音译词中，究竟哪些汉字形式能够被最终选定并稳固下来，则主要决定于它们中的哪个能够更加贴近语言生活的实际或社会交际的兴趣。以“桑那（英sauna）”、“迷你裙（英mini-skirt）”等的最终被广泛应用为例，便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而无论外来词的文字体系是否与汉语的相同，汉字的特殊性都会使得这种“本土化”倾向最终表现出来。这也是汉字文化圈能够形成的一个要素，它证明了汉字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而其在使用过程中为人们所创造的自然、方便，也说明了这种“汉化”倾向的确有其基础和必要。
总之，当前新外来词“本土化”倾向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为它提供了特殊条件。

(三) 汉语造词与构词模式
汉语的造词和构词模式，要遵循一定的相似性原则。相似性原则的影响和制约，是造成外来词“本土化”的又一原因。
词汇作为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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